我命由我不由天,积极奋发向上的宗教,道教!

作者:道教记 / 公众号:bjpgywm 发布时间:2018-10-11




老子骑着青牛出函谷关,庄子隐居不仕。道家成为隐士的代名词,真实是否如此?本文将论证道家并不是纯粹的追求避世,避世只是因为理想实现不了,保身求道的方法,而一旦时机成熟,道家应该积极入世,推进社会进步。道家的无为并非消极的无为,而是无为无不为。道家崇尚的个人主义也是为了获取幸福,并且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福祉。
《道德经》里,老子反复表现出对社会热切的关注,文中多处写了国家兴衰存亡的道理,教导大国应如何治理,小国该如何生存,此皆是入世之语。例如“爱国治民,能无为乎”,“治大国,若烹小鲜”,“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如果老子对社会不关注,只是主张避世,为什么会给出这么多治国之策?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关心社会且持救世之方的老子离开周室,出函谷关了呢?
太史公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老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实施,于是便翛然离去,这是道家与儒家的最大区别,前者可行则行,该止则止,遵循自然条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后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
道德经收篇之作“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什么是为而不争,我做了,并非要公示天下,不求名声,默默而为,无为只是表面现象,就像一条河,看上去没有变化,实质却一直在流动。老子留下五千字,把他治理国家、治世修道的哲学留给后人,这就是为,并非消极无为。“为”或是“不为”在于时间与机遇,可以是动态的为,也可以是静态的为;可以是言语,也可以是行动。庄子称老子为古之博大真人,与老子持有相同的观点。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庄子.人世间》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









孙思邈历览前代医籍,以方书浩博,简册繁重,难于寻检。他根据自己在医药学上的研究和实践,删繁就简,编为《千金方》,“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之济,德踰于此”。(《千金要方序》)是书简易实用,可以救急,故曰《备急千金要方》。这部书包括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卫生等各方面,尤其注重对妇科、儿科疾病的治疗,所以把妇人方、少儿方列于全书之首。他又把晚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作为《千金要方》的补充,书中收载了当时所用药物八百余种,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炮制等不仅作了详细的记述,并且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孙思邈认为食物对养生、治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他在《千金方》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详细介绍了谷、肉、果、菜等食物疗病的作用。并注重饮食卫生,如主张“食欲数而少”(《千金要方•养性》),即多餐少吃,“熟嚼”,不吃陈腐的东西,食毕要嗽口,以及“食止,行数百步”(《摄养枕中方》),等等。他认为作医生的应当先了解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食治》)他说:“药、食两攻,则病勿逃矣。”(《千金翼方•养性》)还主张把药物与针灸结合起来治病,所谓“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千金翼方•针灸》),这是医学上提倡综合治疗法的先声。当然还应指出这些书里还夹杂一些鬼神迷信的糟粕,这正是作为道教徒的孙思邈的宗教世界观的局限性。
明正统《道藏》中所收医药类书籍自《黄帝内经素问》、《八十一难经》以及上述之《肘后方》、《千金方》等约二十部,但还有一些道教医籍如张三丰《仙传方》、赵宜真《济急仙方》、邵真人《青囊杂纂》、臞仙《寿域神方》等都未收入。总之,道教是重视医药的,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宗教上的求仙长生,但其内容包含有不少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引起重视,加以发掘整理。
一、道教与医药
道教为了达到成仙长生的目的,首先得却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也在治病、防病、延寿。所以,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重要方术之一,凡是学道求仙的人必须懂得医药,医药成为有知识的道教徒的必修功课。道教徒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成仙,长生不死。《抱朴子•对俗篇》说:“知上药之延命,故服其药以求仙。”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才用来治病。上药中的上上品就是道教的金丹大药,葛洪说九鼎神丹服之都可以成仙,如云:“九转之丹,服之一日得仙。”还丹“服之一刀圭,即白日升天。”(《抱朴子•金丹》)但是这种金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历史上许多求仙心切的人,吃了金丹大药,不仅没有成仙,反而中毒死亡,不仅不能延年,反而短命。所以古诗上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历史上服丹而死的事例不少。唐朝诸帝,如宪宗、穆宗、武宗、宣宗都是服丹药中毒死的。①五代时南唐烈祖李昪使道士史守冲等炼金石为丹。李昪服金丹中毒,临死时给他的儿子齐王李璟说:“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视以为戒。”(《南唐书•烈祖本纪》)自宋以后炼外丹服食术求仙之风才日渐衰微。隋唐以前由于道士一直追求金丹妙药,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找长生不死的“上药”,这种“上药”事实上是没有的,上药不可得,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寻可以延年益寿、治病养生的中、下药。为了服食,必须懂得医药,所以道教徒中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医药学家。
《神农本草经》是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这部书里就带有明显的方士和仙道的色彩。它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一百二十种,久服可以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药百二十种,可以抗御疾病,补虚弱。下品药百二十五种,可以除寒热邪气,破积聚。葛洪引《神农四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羽毛,行厨立至。……中药养性(生),下药除病”。(《抱朴子•仙药》)可见上药就是修道求仙所追求的,这些药物大都出战国秦汉时方士所传,其中对好些药物都说:“不老神仙”,“长生不老”就是证明。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四类书同列于方技略,正说明古代迷信与科学是互相杂糅混在一起的。在上品药物中列于首位的就是历代方士奉为仙丹妙药的丹砂。葛洪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抱朴子•仙药》)“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抱朴子•金丹》)葛洪在炼丹中做过这样的实验,把丹砂(HgS)加热离解出水银,水银和硫黄反应,加热升华,又生成丹砂。道士们不理解其中的化学反应,把它看得很神秘,视为仙丹,结果许多人服之中毒而死。李时珍批判道:“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锻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本草纲目》卷九水银条)
葛洪(283-363年)丹阳句容(江苏句容县)人。他“综练医术”,(《晋书》本传)是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医药方面的著作有《玉函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神仙服食药方》十卷,《黑发酒方》一卷等。他感到医药的方书卷帙烦重,加以选辑整理,编撰成《玉函方》一百卷。又将方便经验方编撰为《肘后要急方》,用以救急,便于携带,可以悬于肘后,故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它包括传染病、慢性病、外科、眼科、小儿科及兽医等各方面。对各种病的起源、病状、治疗方法都有所叙述。如其中关于痘症(天花)流行和结核病的记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又提出用狂犬脑敷贴伤口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这也为后来科学证明狂犬脑里含有抗狂犬病毒的物质。《肘后方》经陶弘景增补为《肘后百一方》,“取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名之” (《直斋书录解题》)。以后金代杨用道又取唐慎微《证类本草》中所附药方,加以增补,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足见这部书为历代医学家所重视。
陶弘景(456-536年)丹阳秣陵(江苏南京)人。弘景知识广博,是南朝著名的道教学者。史称其尤明“医术本草”。(《梁书》本传)他的医药学著作有《本草集注》,增补葛洪《肘后方》为《肘后百一方》,还有《药总诀》、《效验施用药方》、《集金丹黄白要方》、《服草木杂药法》、《灵方秘奥》等。
如上所述,由汉代结集的一部古代药典《神农本草经》载有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分为上中下三品,这一分类法受炼丹方士的影响,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成仙,显然是不科学的。《本草》经过汉魏晋以来的历代传抄,字义残缺,品次错杂,弄得很混乱。陶弘景是精通药物学的,他在《本草》学上的贡献是:(一)整理了《神农本草》,陶弘景在《本草集注》中改变了把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他根据药物种类的不同分为玉石、草木、虫兽、米食、果、菜及有名未用七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三品法更科学、更明确一些。以后唐代的《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都是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二)根据汉魏晋以来几个世纪许多名医用药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于《神农本草》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之外,又增补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取名为《名医别录》,把《本草》中药物发展成七百三十种。(三)对药物的性能、形状、特征、产地都加以说明。对于一种药物有多种性能的,就以它主要的功能为本。中医在用药上本有君、臣、佐使的分别。但在《神农本草》中则以上品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这种机械的划分显然是受了炼丹家方士的影响。陶弘景以药物主治之病来确其性能,如治黄疸病的药有茵陈、栀子等,祛风的用药有防风、防己、独活等。这是对《本草》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四)在药物的配伍使用上,以主治之药为君,辅助的药物为臣、佐使,又根据人的老少、男女、身体的虚实以及各地的生活习惯、环境的不同进行辨证论治,发展了《本草》学。
隋唐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年)。他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精于医药。著《备急千金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

孔子见楚狂接舆的故事记录于庄子与论语,为儒道共同接受。道家的选择是天下有道,圣人成就事业,天下无道,圣人保全自我。这里,道家的思想与孟子殊途同归,“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两者的交叉点体现在儒道两家的共同经典《易经.乾卦》,“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而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乾龙也。”只是儒家更倾向于杀身成仁,而老庄以保身为基础。
这是无可奈何的状况,并非普遍行为准则。庄子生活的年代,“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孟子.公孙丑》(下)),性命朝夕不保,又如何实现抱负,只是白白牺牲性命,所以庄子问楚王派来聘他为相的使者,想成为死了被供奉的神龟,还是摇着尾巴活着的泥龟?(《庄子.秋水》)为了名声身遭屠戮的比比皆是,“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老庄都是反对无畏牺牲(《庄子.胠箧》)。庄子提出的保身是有条件的,而不是任何时候都只是个人主义,更不是孱弱怕事。
庄子提出死生一致,外物、外天下,怎么会贪生怕死畏畏缩缩了?只是在战国,实现理想无望,保全生命已经是不容易的。“劝君莫谈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灰”,生命是最可贵的,不可随便成为他人的棋子。“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道德经》),爱自己才能爱他人,然后才可能帮助国家治理,使得人民生活安乐,实现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理想。


综上所述,可见道家并不是一味地坚持出世,不参与社会事务,只是需要看机会与条件。“内圣外王”是庄子首先提出的,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内圣外王之道失传,但仍应是道家的最高目标。清平之世,正是积极入世的好时机,把个人的修行用于成就社会。
另外道家在修行过程中,反对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所谓的“造物主”,道家主张“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思想,更是源自于中国古人奋发进取的精神,反观汉明帝后特别是南北朝以后,随着某些外来思想的传播,使得很多有痴迷于吃斋念经,贪图功德。今生不作为,把梦想寄托来世。这种消极思想的横行,挫伤了中国人的锐意进取,积极有为的精。更是将一种消极自卑,自罪的心理注入百姓心中。道教认为世界是美好的,儒家孟子认为人性是本善的。儒家道家的积极思想相辅相成,共同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两大支柱。
虽然几千年稍纵即逝,但是“外儒内道”的基因早就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信仰道教就要明了道教的核心思想,道家的无为并非消极的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无为无不为。道家崇尚的个人主义也是为了获取幸福,并且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福祉。
作者 |白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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