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巳节和秉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是汉代人的杜撰

作者:汉字正解 / 公众号: 发布时间:2018-04-11

前面已经刊发了陆玑、朱熹、李时珍所谓考辨方面引用论据和推理分析的虚假性,接下来本号将把《先秦到唐末文献所记植物兰植物属性考辨》中关于泽兰论制造的若干虚假论据进行考辨内容浓缩摘编于后,供读者获得古文献的实际历史记载情况,更好地了解泽兰论是如何以讹传讹,把孔子等所颂赞的兰花改变成菊科植物泽兰的历史真相。由于篇幅关系,这次关于“上巳节和秉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的流传问题,因为太离奇、太复杂,不能够摘录,必须全文刊发才能够说清楚,请大家原谅。
《先秦到唐末文献所记植物兰植物属性考辨》下编第四节 上巳节和秉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的情况
一、“上巳节招魂续魄,祓除不祥”说的出现
认真考察历史记载,就会发现“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上,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之说,其实是关于《诗经·溱洧》主题的一个越传越离谱的杜撰,而不是文献记载的实有民俗。《诗经·溱洧》原文就那么简短几句:“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覌1乎?士曰既且,且往覌乎?洧之外,洵訏(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而其他同时代或者其后整个春秋战国乃至西汉的任何文献均无相关记述。西汉今经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均无“招魂续魄,祓除不祥”半点关系的解说,古经文学派的毛诗更无相关说法。只有翻检到东汉灭亡300多年后,梁代史学家刘昭为晋人司马彪《后汉书·礼仪志》所作的注释时,才能够见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这一破天荒的文字。
因此,请看笔者认定“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是杜撰的进一步考辨:
⑴(西汉)《毛诗序》曰:“《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 2
⑵(西汉)《鲁诗》曰:“郑国淫辟,男女私会于溱洧之上,有询吁之乐,勺药之和。” 2
⑶(西汉)《齐诗》曰:“郑男女亟聚会,声色生焉,故其俗淫。” 2
⑷《汉书·地理志》:“后三年,幽王败,威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骥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3
⑸(东汉)编撰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的古文经学家许慎在《五经异义·鲁论》中也说:“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4
⑹(东汉)郑玄给诗经《溱洧》笺曰:“男女相弃,各无匹偶,感春气并出,讬采芬香之草,而为淫泆之行。”(唐)孔颖达疏曰:“郑国淫风大行,述其为淫之事。言溱水与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涣涣然流盛兮。于此之时,有士与女方适野田,执芳香之兰草兮,既感春气,讬采香草期于田野,共为淫泆。” 5
⑺(东汉)高诱为《礼记·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作注说:“郑国淫辟,男女私会于溱洧之上,有询訏于乐,勺药之和。” 6
⑻(梁)刘昭在司马彪编辑的《后汉书·礼仪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后注释说:“《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7
⑼ (唐)颜师古(581~645)为《汉书·地理志》上述记载注释说:“溱洧之诗也,灌灌水流盛也。菅,兰也。谓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与女,执芳草于其间,以相赠遗,信大乐矣,惟以戏谑也。” 8
⑽(唐)李善(630~689)《文选集注》说:“《韩诗》曰: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也。” 9
⑾(唐)李贤(655~684)在范晔的《后汉书·袁绍传》“三月上巳”一句后注释说:“历法三月建辰,己卯退除,可以袚除灾也。《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 10
从上面汉唐各大经学家对《溱洧》的解读,可以获得五点信息:
第一,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来考察,包括刘昭和李善提及的“《韩诗》”以及李贤认定的“薛君”,汉代只有九位著名经学家解读《溱洧》的文字流传于世,但是考察历史文献,其实刘昭、李善和李贤所说的《韩诗》的宣讲者和“薛君”实际上都是东汉韩诗学派的传人薛汉或传人杜抚。这样一来,汉代对《溱洧》的解读,实际上只有八家;而这八家中,齐诗、鲁诗、毛诗、班固、许慎、郑玄和高诱这七家的见解大致一样,都认为《溱洧》是反映郑国“淫风”的诗,唯独薛汉一家与其他七位经学家的见解大相径庭,作出了“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的解释。因此,薛汉或杜抚的解读属于前无古人的标新立异之说;如果在薛汉之前的传世文献中查不到相关记述,那么薛汉的“上巳节”之说就只能属于猜想或杜撰,而不是实有的郑国风俗。
第二,关于“郑国之俗,三月上巳”的《诗经》解读,其实产生在东汉“永平二年(公元29年)三月上巳,官与民一起在野外洁于东流水上”的历史事件约500年之后的刘昭笔下。从现在还能够见到的经典历史文献考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是梁代史学家刘昭为东汉“永平二年(公元29年)三月上巳,官与民一起在野外洁于东流水上”的历史事件所作的注释,至于刘昭所引内容见于薛汉(或薛君)的哪部著述,几百年后的刘昭又是怎么获得了如此的解读,目前已经无法考证,只有姑且承认刘昭所引出自东汉韩诗学派的东汉传人薛汉或其传人杜抚进行讨论。
刘昭的“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的注释问世以后,对南北朝和隋朝乃至整个唐代的诗经研究都无多大影响。尽管唐初的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和徐坚编《初学记》都收录了刘昭“上巳节秉兰祓除”的内容,但由于《艺文类聚》和《初学记》都只是文献汇编,并不是欧阳询和徐坚对《诗经溱洧》的直接解读。尽管李善和李贤在孔颖达和颜师古之后在《文选》和《后汉书》的个别内容中提及了刘昭的注释。但唐初顶级的经学大师孔颖达和颜师古在涉及《诗经溱洧》的注释时,都不认可刘昭的“标新”注释,而是继承汉代毛诗、鲁诗、齐诗和汉书作者的解读,以及许慎、郑玄、高诱等汉代经学家的注释,所以刘昭的注释在唐代并无什么影响。
历史进入宋代,疑古思潮泛起,刘昭收录的“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这个《诗经》解读史上的不起眼的“创造”,被泽兰论学者充分利用起来,批评黄庭坚、庄绰、罗愿的古兰是兰花论。朱熹为了证明古兰是泽兰,一方面在《楚辞集注》中直接论证说“兰蕙,其花虽香,而叶乃无气,其香虽美,而质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否定屈原所言的兰是兰花;另一方面引用刘昭的注释又极力否定人们熟知的《溱洧》诗中的兰是兰花。朱熹不愧是大师,他懂得只要把《楚辞》和《诗经》中两处所记之兰都认定为泽兰,古兰是兰花的观点自然就无立足之地了。于是朱熹用大量篇幅解读《溱洧》是郑国三月上巳节人们手持泽兰在祓除不祥。下面请看朱熹关于《溱洧》的解读:
“郑国之俗,三月上已之辰,采兰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问于士曰盍(盍:何不)往观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复要(要:邀请)之曰,且往观乎?盖洧水之外,其地信宽大而可乐也。于是士与女相与戏谑,且以勺药为赠,而结恩情之厚。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词。”另,朱熹还在《诗集传》的《郑风》后序中又说:“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翅:只)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11
朱熹虽然没有坚持谁也不会相信的“上巳节招魂续魄”之说,但是却认同了刘昭郑国有“上巳节”和“上巳节祓除不祥”的注释。离奇的是,朱熹同时又认为《溱洧》是“淫奔之诗”“皆为女惑男之语”“淫奔者自叙之词”。朱熹既认为《溱洧》是“女惑男”“淫奔”,但又坚持薛汉“祓除不祥”之说,实在令人费解。按照朱熹的理解,“淫奔”岂不成了“祓除不祥”的最好办法!
然而,朱熹这种“祓除不祥”和“淫奔”相结合的解读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诗经研究。现在书店里几十种诗经读本,基本上都解释《溱洧》是一首郑国青年男女在上巳节招魂续魄、祓除不祥的时候借机游玩或谈情说爱的诗歌。下面举一个有代表性的学术研究文段供读者了解朱熹“祓除不祥”和“淫奔”结合说的影响:
《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四辑《“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对《溱洧》解释说:
这是一首表现郑国三月三日上巳节男女相约游玩的诗。有关上巳节,文献中多有记载。《后汉书·礼仪志》注曰: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热病)为大洁。”《太平御览》引《韩诗章句》云:“当此盛流之时,士与女众方秉兰,袚除邪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此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可见,上巳节是一个驱除不祥的节日,同时,因三月三日正是春意萌动之时,外出游玩者众。此诗记载的便是上巳节之际男女相约游玩的情形。当然,据两章末尾重复出现的“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之句看,当时写青年男女相赠定情之物,甚至有学者认为“勺”谐音“媒妁”之“妁”。故此游乐诗也可划归爱情诗。12
二、上巳节出现于何时的考察
(一)先秦两汉文献关于“巳日”活动的记述
用天干与地支相配记日是中国农历很早就使用的纪日方法。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巳日共有五种:“乙巳”“丁巳”“辛巳”“己巳”“癸巳”。
据笔者统计,涉及先秦两汉的近百部传世文献(包括史书、儒家、墨家、兵家、法家、道家、名家、杂家、医家以及数学的各种文献),一共查到“乙巳”176见;“丁巳”156见;“辛巳”139见;“己巳”127见;“癸巳”126见,但先秦和西汉的文献绝无“上巳”(包括“元巳”“上除”)或“上巳节”之类的词语,仅仅东汉文献有一处涉及“上巳节”的内容。尽管唐宋官方大型文献都把先秦有上巳节说得真真切切,可是历史就是没有给后人留下一点郑国或其他各诸侯国有上巳节之说的相关记述。
为了说明先秦到西汉无上巳节,笔者把先秦两汉历史文献涉及“三月巳日”记载的全部活动收录整理如下:
⑴《左传》涉及三月巳日的4见,一处会盟,三处记述重要人物死亡。
⑵《史记》涉及汉代三月巳日的2见,均是封爵位。
⑶《汉书》5见:三处封官,两处重要人物死亡。另一处(《律历志上》)解释音乐律名时,涉及到三月“洗洁”的概念,但不是讲水边活动,而是谈音律,并且和巳日没有关系。
⑷《前汉记》涉及三月巳日的4见:一处封禅,一处日食,两处重要人物死亡。
⑸《后汉书》涉及三月巳日的11见:两处关于救灾下诏,一处地震,一处天象诡异,两处立皇后,一处邓太后崩,一处皇上幸未央宫,两处宴于水边,一处明确称上巳日,指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29年)三月行礼仪之事,这应该是上巳节确立的历史事件。
⑹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29年)之前的其他经典文献以及诗赋、散文,都没有检索到三月各种“巳日”的相关记载。
以上是笔者收集到的历史文献涉及三月巳日的全部内容,甚至春秋战国到西汉末文献涉及的其他各月的巳日,计725个日子,也无相关记述。此外,12卷《全汉诗》和20卷《全汉文》以及汉赋等文献,均无一处在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29年)三月行礼仪之事件前,言及三月“巳日”“招魂续魄”或“袚除、修禊”之类的内容。只有考察到东汉的历史记载,也才有两处水边宴会和一处汉明帝水边行上巳节礼仪的事件。这说明:先秦到西汉末年,人们根本就没有“上巳日”的概念,请问又哪来的“上巳节”呢?
(二)东汉到唐代有关上巳节的文献记载
从正史来看,有五部文献提及上巳节,但都说的是汉代的事情:
晋史学家司马彪的《后汉书·礼仪志》记录了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29年)三月礼仪方面的三件大事,第三件事才谈到上巳节的事情。原文是:“明帝(汉光武帝第四子刘庄)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洁之矣。”13
《晋书·礼志下》记曰:“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 14
《旧唐书》(本纪第十三)唐德宗李适五年春正月壬辰朔乙卯(贞元五年正月十一日)诏:“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15
唐代杜佑撰《通典·礼十五·祓禊》(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选录了《后汉书》的记述:“后汉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
以上四则比较严肃的历史著述谈到的上巳节都是指汉代的节日,而且从班固成书于东汉的《汉书》考察,一点都还没有“巳日”“上巳”“元巳”“上巳节”等言词,说明西汉没有上巳节概念。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的《后汉书·礼仪志》所载都是东汉的史事,才出现了“三月上巳,官民并禊饮于东流水上”的内容。《晋书·礼志》和唐德宗李适的诏书虽然都是笼统地说“上巳节”是“汉仪”,但明显都是据司马彪的《后汉书·礼仪志》而来,所以《晋书》和唐德宗所言的“上巳节”也应该是指东汉时代的事情。
下面,再从其他可信度高的诗文、文献疏注、杂记等考察,也是东汉文献才出现了“上巳节”或与上巳节相关的一些说法:
⑴张衡(公元78~139年)歌颂其老家南阳的《南都赋》说:“暮春之禊,元巳(即上巳) 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滨。”显然,汉明帝公元29年开启上巳节以来,影响到东汉王朝各地,几十年后,连张衡的老家南阳在暮春也行“祓禊”之活动。
⑵郑玄(公元127~200年),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在为《周礼·春官·女巫》“掌岁时祓除衅俗”作注说:“岁时祓除,如今(如:如同;今:现在,即东汉郑玄生活的时代)三月上巳,如(到)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 16
郑玄虽然也提到了周王朝“祓除衅俗”的活动,也提到了“三月上巳”,但郑玄说得很清楚:是周代的“岁时祓除”“如同当今(东汉)三月的上巳日,人们到水上这类情况”,并不是说古代已有上巳节。郑玄的注释,实际上还是说东汉才有上巳节。
⑶西晋张华《上巳篇》曰:“姑洗应时月,元巳(上巳)启良辰。”张华写的是晋代的上巳节。
⑷徐干《齐都赋》:“青阳季月,上除(即上巳)之良;无大无小,祓于水阳。”
⑸南朝史学家沈约(公元441~513年)《三月三日率尔成篇》:“丽日属元巳,年芳具在斯。”另沈约编的《宋书》说:“魏已后但用三日,不复用巳也。”
⑹梁朝宗懔(约501~565年)《荆楚岁时记》曰:“三月三日,土人并出水渚,为流杯曲水之饮。”宗懔所记主要是魏晋南北朝荆楚的岁时习俗,因此关于三月三日流杯曲水之饮的内容也是魏晋的习俗,不能够作为春秋时期郑国有上巳节的佐证。
南北朝到唐代提及“上巳”的诗赋文人较多,但都与上巳节始于何时无关,多是描述他们所处时代的上巳之日的事情,因此不再列举。
综上所述,“上巳节”之说,产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29年)三月上巳日东汉的官与民水边祓除活动之前后。
(三)上巳节之说出自韩婴还是薛汉的考辨
现在能够见到的记载有“《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的文献是梁代人刘昭在司马彪编辑的《后汉书·礼仪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之后所附的注释。其后,唐人李善《文选集注》中为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所作之注时曾说:“《韩诗》曰: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也。”李贤在范晔的《后汉书·袁绍传》“三月上巳”一句后也注释说:“历法三月建辰,己卯退除,可以袚除灾也。《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唐人徐坚所编《初学记》(三月三日第六∕叙事)中辑录为:“《韩诗章句》曰:郑俗,上巳溱洧两水之上,秉兰祓除。”(三月三日第六∕事对)中则辑录为:“《韩诗》曰:三月桃花水下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上,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也。”其文字有出入不奇怪,因为收集整理人不一定是同一个执笔人。但从刘昭开始到唐代初年的资料汇编或引用,关于“郑国之俗,三月上巳”的出处就变成“《韩诗》”“薛君”和“《韩诗章句》”三个了。
研究过相关历史的都知道:《韩诗》和《韩诗章句》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西汉诗经传承人韩婴所传《诗经》,后者是韩诗学派在东汉的学者薛汉宣讲,学生杜抚整理的文集。李贤所言“薛君”估计是指薛汉。而最早提出“郑国上巳节”的刘昭却明明白白说的是“《韩诗》曰”,李贤说 “薛君注云”, 徐坚所编《初学记》则一处记着“《韩诗章句》曰”,另一处却记着“《韩诗》曰”。我们倒没有必要去指责古人做学问有失严谨,只是从这些辑录中我们却看到一个事实:刘昭的注释多半是道听途说的东西,所以后人无从查实。因此,我们只有姑且承认刘昭“郑国上巳节”之说源于《韩诗》进行探讨。
那么,“郑国之俗,上巳节”的解读者是西汉人韩婴,还是东汉人薛汉及其后学杜抚呢?
可以肯定地说,“郑国之俗,上巳节”的解读绝不可能出自于西汉人韩婴。
其一,依据上文“上巳节”一词出现的时间考察,证明上巳节一词首次出现在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29年),因此,“郑国之俗,上巳节招魂续魄,祓除不祥”的解读不可能出自活动在一两百年前的文帝与景帝时代的西汉人韩婴。
其二,从历代关于韩婴著述和薛汉著述的名称记载考察,“郑国之俗,上巳节招魂续魄,祓除不祥”的解读也不是出自西汉人韩婴。
韩婴,汉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据《汉书·艺文志》载,其著作有《韩故》、《韩内传》、《韩外传》、《韩说》及《韩氏易》等。《史记·儒林传》说:“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而《汉书·艺文志》则认为韩婴作《诗》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外传》的思想,大致以荀子思想为主,反复强调隆礼重法,尊士养民,也间采孟子及韩非有关言论。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书·艺文志》第1708页列举了名为《韩外传》的书6卷及名为《韩内传》的书4卷,且《汉书》中的韩婴传也提到了这两部书。到《隋书·经籍志》(第915—916页)却记为“《韩诗外传》二十二卷”,不见《内传》之名称,同时列出了没有标明卷数的《薛氏章句》之名。《旧唐书·经籍志》(第1970页)、《新唐书·艺文志》(第1429页)、《宋史·艺文志》(第5045页)中都列《韩诗外传》为十卷。这表明今本十卷的《韩诗外传》是包含了《汉书》所记的原《韩诗》内外传的集合体。而薛汉著述的名称只见过《韩诗章句》《薛氏章句》《薛氏韩诗章句》等称呼。
最能够证明《韩诗章句》是薛汉宣讲,薛汉的的学生杜抚整理传承的依据是《后汉书》。《后汉书·儒林传下》记载说:“薛汉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图谶,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订图谶。当世言诗者,推汉为长。永平中,为千乘太守,政有异迹……。杜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人也。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7《后汉书》的记载证明《韩诗章句》的作者不是韩婴,而应该是东汉人薛汉,而且最后由薛汉的学生杜抚整理完成。
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所著《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目录有这样三条:“《薛氏韩诗章句》薛汉撰,佚”,“韩诗二十二卷,卜商序,韩婴注,佚”,“删定韩诗章句,杜抚删定,佚”18。刘毓庆教授梳理的文献资料也可以看出《韩诗外传》和《韩诗章句》是两本作者和内容都不相同的文献。
其三,从文章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来考察,《韩诗外传》和《韩诗薛君章句》区别是明显的。
近代学者杨树达认为:《外传》与《内传》两书被结合于《韩诗外传》一名之下,因为它们所含的资料其性质没有任何差异,两者也都不是阐发性的著作19。韩婴说《诗》不在词句解读,主要是借《诗》发挥他的政治思想,所以多述孔子轶闻、诸子杂说和春秋故事,引《诗》以证事,并非述事以明《诗》。例如,《韩诗外传·卷四》说:“纣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见过即谏,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谏,三日不去朝,纣囚杀之。诗曰:‘昊天大怃,予慎无辜!’”韩婴就是这样把历史故事和《诗经》的内容结合起来讲解的。这明显的与薛汉宣讲《诗经》的形式是不一样的。而且《韩诗外传》的三处言植物“兰”的文字和荀子几乎相同:“民之亲我也,芬若椒兰,欢如父子”“夫兰茞生于茂林之中,深山之间,人莫见之故不芬”“鲍鱼不与兰茞同笥而藏,桀纣不与尧舜同时而治”,没有“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这类带有图谶神学之类的内容。
所以,笔者以为:《韩诗外传》《韩诗章句》是两部作者和内容都不同的文献;《韩诗》
是《韩诗外传》的省称,指韩婴所传的《韩诗内传》和《韩诗外传》;《韩诗章句》是《韩诗薛君章句》的省称。“郑国之俗,上巳节招魂续魄,祓除不祥”的解读只能出自东汉的薛汉等人。要做更细致的考察,南北朝时期,《韩诗章句》可能一并附在韩婴的《韩诗》里,因而出现了刘昭、李善等把《韩诗章句》的内容都写作《韩诗》的可能。这些不在本书讨论之列,故不再深入考察。
(四)薛汉“上巳节”之说属于个人杜撰的证明
第一,《溱洧》原诗描写的时间应该是“仲春”(夏历二月),而不是夏历三月。
《溱洧》描写说“溱与洧,方灌灌兮”,东汉郑玄为《溱洧》作注说“仲春之时,冰以释,水则涣涣然。”
那么,郑玄解读的时间“仲春”正确吗?
《礼记·月令》《吕氏春秋·二月纪》《淮南子·时则训》都记载说:“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花,仓庚鸣……。”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说:“至于仲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
历法方面,我国依次出现过夏历、商历和周历三种历法。夏历、商历和周历的主要区别
是以不同的月份作为一年之始(岁首):夏历以寅月为正月(即今农历1月)、殷历以丑
月(今农历12月)为正月、周历以子月(今农历11月)为正月,所以又叫三正(zhēng)。由于岁首不同,这三者的春夏秋冬四季的定义也不同。我国周代(春秋战国)行周历,即以
夏历的11月为正月,而汉代恢复行夏历。东汉的郑玄为《溱洧》作注说“仲春之时,冰以释,水则涣涣然”,应该用的是夏历,《礼记·月令》《吕氏春秋二月纪》《淮南子时则训》也用的是夏历。郑玄等人如果用的是周历,那么“仲春”就该是夏历的12月(岁之末)了,溱水和洧水绝不可能出现“方灌灌”的景象。
唐代鸿儒孔颖达为郑玄的诗经注释进行正义也说“言溱水与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涣涣然流盛兮。”唐代另一位经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颜师古也注释说:“溱洧之诗也,灌灌,水流盛也。菅,兰也。谓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与女,执芳草于其间,以相赠遗,信大乐矣,惟以戏谑也。”郑玄和颜师古的注释都明确地赞同郑玄的注释。薛汉把《溱洧》所写的时间解读为三月的理由,就是要和“上巳节”挂钩。如果认可《溱洧》所写时间是二月,上巳节之说也就不成立了。
第二,涉及水边祓除之类的时间,现在传世文献都记载为“暮春”(夏历三月),没有夏历二月的任何记载。
1、《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曰:“明帝(汉光武帝第四子刘庄)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洁之矣。”
2、刘昭注引东汉薛汉对《溱洧》的解读是:“《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
3、《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曰:“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
4、《后汉书·袁绍传》记载曰:“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唐人李贤注释说:“历法三月建辰,己卯退除,可以袚除灾也。”
5、《蔡中郎集·外集卷一·禊文》说:“洋洋暮春,厥日除巳。尊卑烟骛,惟女与士。自求百福,在洛之涘。”
上述薛汉之外的涉及上巳节、水边祓除一类活动的时间都是夏历三月(或曰“暮春”“季春”),这说明上巳节不仅东汉以前没有,而且东汉开始出现的上巳节也没有在夏历二月的说法。
第三,古代中原地域春季男女解禁自由求偶的时间也是仲春(夏历二月),而不是季春(夏历三月)。
《周礼·地官·司徒》载曰:“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人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会男女,于是时也,奔(男女私自结合)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20
第四,《诗经》时代也只有仲春,青年男女才有时间去游玩、娱乐。
《礼记·月令》仲春到孟夏王公大臣至普通百姓的行事规定如次:
⑴《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花,仓庚鸣……是月也,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是月也,耕者少舍(少舍:稍事休息)。乃修阖扇(修阖扇:整理自家门户),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 21
⑵《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猎罝罘、罗网、毕翳、喂兽之药,毋出九门。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惰……。” 21
⑶《礼记·月令》“孟夏之月,……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野虞:主管山林田野的官吏)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都:大城市)。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是月也,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蚕事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长幼如一,以给郊庙之服。……” 21
以上《礼记·月令》分别记述了先秦周王室及诸侯国二月、三月和四月人们的重要活动规则:仲春正是农闲时节,正符合《周礼》“中春之月,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礼俗;季春时节,则连后妃都要斋戒后亲自东向采桑,普通妇女和女子恐怕不会准许众多青年男女到河边去游玩、会男女,甚至“奔”(朱熹称为“淫奔”)。再者,文献中明文规定说,季春之月“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无有敢惰(懈怠)……”“妇”指已婚女性,“女”指未婚女性,“毋观”者,指不得游玩、会男女等;其“观”字与《溱洧》的“且往观乎”意义一样,指游玩,而不是有些《诗经》读本翻译的“观看”。这里有个历法的问题,如果按周历,《礼记》《周礼》所说的“中春(仲春)”,当在夏历12月,也就是现在的农历腊月;但从《礼记》仲春“始雨水,桃李花,仓庚鸣”来看,似乎是夏历仲春景象,和《溱洧》所写的“溱与洧,方灌灌兮”大体一致。这就证明《礼记》汉代人整理传承时已经改用夏历,也证明《溱洧》所写的时间不应该是夏历的季春三月,更不可能是有些古兰考据家为了解释芍药有花而把时间解释成夏历四月末五月初。
按《礼记·月令》记载,溱洧青年男女不可能在夏历三月一起“观”或“奔”。因为,“季春之月”就明文规定“妇女毋观”“无有敢惰”;如果是四月(孟夏),“主管山林田野的官吏都要出行田原,鼓励农民劳作,不要耽误了农时;司徒这样的中等官员都要循行县鄙(边远地方),不准呆在城市里,哪里还可能给青年男女水边春游的机会。
第五,《溱洧》的文字间看不出任何祓除、招魂之类的活动痕迹
1、先秦两汉关于“祓除”的记述,笔者大致查到如下记述:
⑴《周礼·春官·女巫》记载说:“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若王后吊,则与祝前。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22
⑵《国语·周语中》:“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时相见,将和协典礼,以示民训则,无亦择其柔嘉,选其馨香,洁其酒醴,品其百笾,修其簠簋,奉其牺象,出其樽彝,陈其鼎俎,净其巾幂,敬其祓除,体解节折而共饮食之。”
⑶《韩非子·十过》:“吾恐此将令其宗庙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 23
⑷《汉书·元后传》:“(王)莽又知太后妇人厌居深宫中,莽欲虞乐以市其权,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贞妇。春幸茧馆,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夏游篽宿、鄠、杜之间;秋历东馆,望昆明,集黄山宫;冬飨饮飞羽,校猎上兰,登长平馆,临泾水而览焉。太后所至属县,辄施恩惠,赐民钱帛牛酒,岁以为常。”24
⑸《后汉书·礼仪志上》:“是月(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
2、先秦两汉单用“祓”表示的记述:
⑴《管子·小匡》:“至于堂阜之上。鲍叔祓而浴之三。”《国语·齐语》:“管仲至,三衅三浴之。” 25
⑵《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 26
⑶《左传·定公四年》:“社稷不动,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竟。” 27
⑷《荀子·议兵》:“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 28
⑸《吕氏春秋》:“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爝以爟火,衅以牺猳。” 29
⑹韩非子·说林下》:故谚曰:“巫咸虽善祝,不能自祓也。” 30
⑺《史记·周本纪》:“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31
⑻《史记·吕太后本纪》:“三月中,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32
⑼《史记·孝武本纪》:“于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音,与人言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也。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 33
⑽《史记·齐太公世家》:“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斋祓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 34
“祓”是古代用斋戒沐浴等方法除灾求福,亦泛指扫除;“祓除”本义是一种除灾求福的祭祀仪式,和“衅浴”也不完全相同。“衅浴”特指用芳香的草药涂身(或熏身)或者用香草熬的含香洗浴的热水洁身的意思,而“祓除”专指除灾去邪之祭,引申义才和“衅浴”相同,表示清除或消除身上的不洁或霉气。从上述文献记载看,先秦之“祓”“祓除”即使如管仲获释后的“衅浴”,仅仅是去除身上不洁与霉气的简单行为,也没有在野外河里进行的。《韩非子·说林下》记载的先秦谚语说“巫咸虽善祝,不能自祓也”,这也证明除灾求福的袚除是在巫祝主持下进行的。而在野外袚除首见于西汉末年王莽之姑孝元皇后,孝元皇后在王莽怂恿下曾经“率皇后列侯夫人采桑,遵霸水而祓除”,其次就是上巳节的开端,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29年)三月,官与民一起在野外洁于东流水上,开启了在水边袚除的历史。
从上述先秦和汉代的文献记载,笔者还看到“祓除”是很庄重严肃的仪式,有巫祝主持,地点也不是随便的,多在宗庙,仪式隆重,有女巫之类的人主持,而且是常常是针对国之大事。到了西汉末年袚除仪式虽然开始在野外东流水上或霸水边进行,但也有皇后及相关官员出面,绝不是自由自在的青年男女跑到河边弄几枝泽兰嫩苗献给对方,或揉出汁水来在身上抹一抹然后就跳到河里洗洁,或者去踏青、玩乐那么简单而草率的行为。
然而,《溱洧》的描述里既没有主持招魂续魄的司祝,也没有主持祓除的女巫,更没有熬兰汤的器具……,不具备先秦袚除仪式的基本条件,一点都看不出“祓除”和“招魂续魄”的痕迹,只看见青年男女持鲜花自由结合的欢娱。这种活动被郑玄、孔颖达称为“淫泆”(恣纵逸乐),朱熹称为“淫奔”(男女私相奔就,自行结合),现当代诗经研究专家称为“结合春游之机,谈恋爱”之类。
第六,《溱洧》所写的内容应该是古代青年男女在春游之时求偶寻爱。
汉代经学家毛亨父子、申培、辕固、班固、许慎、郑玄、高诱七位经学家的解读,大体上都认为郑国青年男女是仲春时节在戏谑或淫奔,只是这“淫奔”二字在开放的今人看来说得过分了,应该说郑国青年男女是在春游之中自由玩乐或欢爱,因为《周礼》都允许的“会男女”“奔者不禁”的行为,怎么可以说成“淫”呢?其实,唐代经学家颜师古为《汉书·地理志》班固所记《郑诗》做的注释就比较恰当:“溱洧之诗也,灌灌水流盛也。菅,兰也。恂,信也。盱,大也。伊,惟也。谑,戏言也。谓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与女执芳草于其间,以相赠遗,信大乐矣,惟以戏谑也。”35
因为,薛汉的解读和《溱洧》的实际描写极不相符,连大儒朱熹也抛弃了薛汉的“招魂续魄”之说。只是朱熹摆不脱薛汉假想的“上巳节”怪圈,只好把“祓除不祥”和“淫奔”结合起来解读《溱洧》。
现当代不少诗经解读作家也深受朱熹影响,基本上都是沿袭儒学大师朱熹“淫奔”与“祓除”相结合的解读,既要带一笔“招魂续魄,祓除不祥”,又重在分析说郑国的青年男女在溱洧河畔的大好春光中春游欢娱。只是现当代人把“淫奔”换成了“春游欢娱”“谈恋爱”“野外性爱”“行夫妇之事”36之类的词句而已。
钱玉趾所著《诗经的情色婚恋诗》37,将《褰裳》等26首诗列为直接或隐晦描写男欢女爱的“情爱、性爱之诗”。例如《野有死穈》就这样写道“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同“撼”)我帨兮,无使尨也吠”,钱先生翻译为“紧贴我怀的女子真个如美玉,伸伸展展的律动感觉真舒服啊。别弄坏了我的腹巾回家受惩戒啊,别惹得凶猛的狗儿叫不歇”;《淇奥》也写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意思是“他善于(和我)嬉戏狎玩啊,我感觉到的不是暴虐而是快活”;《考槃》写道“考槃在涧(山谷里),硕人(美女)之宽;独寤寐言,永矢弗谖”,大意是“我击奏槃乐在清澈的溪涧边,听乐的美人宽和又亲善。独自与我睡在一起说着知心话,我永远铭记在心不忘一丁点”。这里笔者特别要提到的另一首郑国的诗歌《褰裳》,诗歌这样写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这首诗的大意是“你想我就撩起衣裳涉过河水(溱水或洧水)来吧。你若不想和我欢爱,难道就没有别人了吗!狂男哟,你狂得可厉害啊!”这首郑诗以怀春女子的口吻,希望理想中的男子趟过溱水或洧水与她尽情欢爱,在那男子不愿意时,女子讥讽说,“你不来难道就没有别人来吗?哎哟哟,你可狂得够厉害啊!”
笔者认为《褰裳》这首诗可以和《溱洧》互为印证,表明郑国青年男女确有在溱洧河畔享受原始性爱的习俗,而不是薛汉、陆玑、李时珍等猜想的用嫩泽兰的叶子揉一揉抹在彼此身上杀蛊毒,或者还跳到溱洧河里“招魂续魄,拂除不祥”。东汉经学家许慎“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唐人颜师古“士与女执芳草于其间,以相赠遗,信大乐矣,惟以戏谑也”之说,比薛汉“招魂续魄,拂除不祥”的解说更接近于《溱洧》所描绘的生活之真实。
再从溱洧流域的风俗历史来看,溱洧是大胆追求爱情的河流。在诗经之前,这里遗留有伏羲女娲滚磨成亲之谷38;春秋时期这里是郑国士女谈情说爱之地(《溱洧》《诗经·褰裳》等描述)。从秉兰求爱来看,除了溱洧流域的青年男女,还有郑庄公秉兰赠给燕姞。可以说秉兰求爱也是郑国的一种风俗。所以,解读《溱洧》为爱情之歌是有风俗依据的。
因此,笔者以为《溱洧》所描绘的内容当是绝大多数现代诗经研究家都认可的:郑国青年男女在溱洧河畔春游、玩乐、讲爱情,按《周礼·地官·司徒·媒氏》的用语叫“会男女”、“奔”,《礼记》的用字叫“观(游玩)”39。
综上所述,东汉经学家薛汉把《溱洧》的时间确定为三月上巳节,内容解读为“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是缺乏前朝文献依据,既不合《溱洧》文字描写,也不合生活实际的主观杜撰。
(五)薛汉杜撰“上巳节”之说的原因探讨
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说:
秦朝以法令禁绝不合于秦文字的字体,同时颁行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等字书,作为文字教育的课本,起了很大的效用。汉初的文字,完全继续了秦代发轫的轨道,使文字终归统一。因此,经过一二世代以后,西汉的人已不能识读被废除的文字。这样就产生了所谓“古文”和“今文”的分别,“古文”指统一文字前与秦不同的文字,“今文”指统一后的文字。事实上,汉初的人们接触到的“古文”,主要是战国文字。40
汉王朝建立之初,世面几乎没有竹简刻写的先秦书籍流传,社会上公开流传的文献都是靠经学家把先秦文献用隶书抄写在帛绢上传承。还有一部分先秦文献则是由汉代的经学家凭记忆背诵,再用隶书抄写出来供汉代人学习。因此,《诗经》的内容传承就出现了齐、鲁、韩今经文传承的“三家诗”。另外,西汉还出现了一家直接由古经文传承下来的《诗经》,因为传承人是毛亨、毛苌父子,所以人们习惯称为“毛诗”。但在西汉,无论哪一家诗经解读都没有解读《溱洧》是写“郑国习俗,三月上巳青年男女在河边招魂续魄、祓除不祥”的。
后来刘氏天下被王莽篡夺,汉光武帝刘秀为了打败王莽,曾以符瑞图谶起兵,即位后更加崇信谶纬41,“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神圣性。而薛汉“尤善说灾异谶纬”,不仅政治上支持刘秀消灭王莽政权,而且宣讲《诗经》并兼治图谶,客观上配合了汉光武帝的政治要求,因而得到了东汉政权的特殊待遇,建武初年(公元25)被刘秀任命为经学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薛汉把图谶符命的思想与宣讲《诗经》结合起来进行就成为可能。韩诗学派也因薛汉被重用而兴盛起来,弟子常有数百人42。因此,薛汉的《韩诗薛君章句》和西汉韩婴的《韩诗》解读思想和内容都大不相同,有些解读难免注入谶纬符命的见解。只是《薛君章句》没有完整的版本流传下来,现在所见均是后人偶尔引用得以保留在各种文献中的零星内容,无法看到《薛君章句》的全貌。
后来以训诂名物、考镜典章为主的古经文学日益兴起,出现了刘歆、贾逵、马融、郑玄、许慎等许多务实又通今博古的大师,古经文学日趋兴盛。而以阐发古文献中“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为主的今经文学派出现没落趋势。就诗经的传承而言,西汉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经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作注,日益兴旺,一直传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而《齐诗》《鲁诗》和《韩诗》渐渐衰落了。特别是东汉韩诗学派的领袖薛汉因为与楚王刘英有牵连而下狱致死,《韩诗》宣讲传承也受到了影响。估计在《韩诗》相关解说的流传过程中,人们把薛汉的解说笼统地认作《韩诗》的解读,自然把薛汉之说也记在了韩婴的头上,以至于出现了梁代刘昭、唐代《初学记》《艺文类聚》等大同小异的记载:“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
薛汉为什么会突发奇想,破除他之前诸家之说,标新立异,对《溱洧》做了“上巳之辰,郑国青年男女在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的解读呢?
孔子早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43古人说话喜欢引用《诗经》支持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估计“郑国青年男女上巳节招魂续魄”的杜撰,极有可能是薛汉为支持汉明帝(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刘庄)永平二年(公元29年)开天辟地把三月巳日作为“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节日的行为,借《诗经溱洧》里潜藏的神学方面之微言大义,为东汉政治提供古代经典上的依据,借以吹捧汉帝的英明,回报东汉王朝重用自己的知遇之恩。当然也不排除是薛汉结合图谶符命思想,提出的《溱洧》“上巳节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之说在前,迎合了东汉永明帝的政治要求,才催生了公元29年刘庄把三月巳日作为“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节日的行动。无论薛汉解说在上巳节诞生之前还是之后,都表明薛汉借《溱洧》阐发的神学方面之微言大义,是迎合东汉统治者的政治要求的产物。
山西大学文学院先秦文学研究专家刘毓庆和郭万金撰文说:
薛君《韩诗章句》第二个价值取向是,阐发诗义,寻绎其与现实政治与人伦道德间的联系。……
总之,《韩诗》在东汉的发展势头要好于齐、鲁二家,但这三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时刻关注着现实与政治。尽管三家在东汉,就经义的思考与理解都有深入,但比之《毛诗》,毕竟缺少了点独立的经学精神,这样在《毛诗》的竞争与汉魏易代的巨大变迁中,很难顺时应变,于是迅速走向衰落。《韩诗》虽然因其“混合性格”与多重生存能力的发挥,获得了比齐、鲁两家较好的发展,但随着神学思潮的消退与意识形态的变化,也终难逃衰亡的命运。44
结合上述史料和文献,笔者认为薛汉的“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之说,完全是为了迎合东汉图谶符命的政治需要所杜撰出来的。
(六)“上巳节秉兰祓除”是越传越离谱的诗经《溱洧》的内容解读。
最早见于刘昭注释的内容是“《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初学记》和《艺文类聚》的记录和刘昭的注释也各有出入(见本节前文摘引)。李善的注释是:“《韩诗》曰: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
巳於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也。”李贤的注释是:“《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
到了现当代,转录或解读更是变化甚大。例如,《岁时节日里的中国》说:“《诗经•郑风•溱洧》歌颂了在溱水、洧水岸边男女热闹的交往,东汉薛汉的《韩诗外传》说:‘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宋书•礼二》引)”。45《中国香文化》第一章《香文化史》开篇《香烟始升:萌发于先秦》说:
“大约4100年前的一个正月的吉日,在尧的太祖宗庙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典礼…………。三月春禊有浴兰的风俗。春秋两季要在水边举行修洁净身、祓除不祥的祭礼,称‘祓禊(fuxi)’。三月上巳(第一个巳日)为春禊,人们常集聚水滨,执兰草,沾水、洒身,以祓除冬天积存的污渍与秽气。这种仪式也有‘招魂续魄’的含意,如《韩诗》:‘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此‘招魂续魄’盖为生者而行,古人认为魂魄不全则致疾病,故在春日召唤魂魄复苏或归于健全。(一说是为逝者招魂,使亡灵不扰生者。)上巳春禊也是愉快的郊外踏春,青年男女交游的节日,如《诗经·溱洧》即写此风俗:‘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春禊在汉代常称‘上巳’节,魏晋后改为三月三日,祓禊招魂的含意渐弱,世俗娱乐色彩增加,演变为以水边的宴饮、交游、踏青为主,王羲之《兰亭集序》即写此风俗。唐宋时,上巳节与寒食节、清明节合并为清明节,其春游风俗即主要来自上巳节。”46
吴厚炎先生的《兰燔而不灭其馨再论兰菊科佩兰之非兰科兰花》则说:
“《诗经·郑风·溱洧》的‘方秉蕑兮’,并非如余先生(余冠英)说的‘拿兰花求爱’,乃如《韩诗》所说是‘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详’并行‘夫妇之事’。”47
总之,从上述简要摘录,你就会发现:《溱洧》就那么简短的几句描写,居然在薛汉等人的笔下演化出了招魂续魄、祓除不祥的古代水边盛大的祓除仪式,东汉人薛汉也演变成了西汉人韩婴,《薛君章句》也演变成了《韩诗》,“秉蕑”也演变成了“秉兰草”(前文已经分析过,“兰≠兰草”“蕙≠蕙草”“蕙≠薰”“蕙草≠薰草”),“兰”又变演成了“菊科佩兰(大泽兰)”。这种传闻的演变有如《吕氏春秋·察传》所说“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的感觉。
从刘昭所记薛汉一反汉代七家关于《诗经·溱洧》的解读,独创“郑国之俗,上巳节招魂续魄,祓除不祥”到今天泽兰论普遍使用的论据“《韩诗外传》曰:郑国之俗,上巳节郑国青年男女手持兰草(李时珍的泽兰上山中者,本草学也称大泽兰或佩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专家和读者有什么感想呢?笔者通过古兰问题的考辨才发现,谣言多次重复就可以以假乱真,成为真理,因为多数人只会接受,不会思考,使得谣言有生存空间。
汉唐诗赋文人“春兰擢茎,方茂其华(花)”、“兰既春敷(开花),菊又秋荣(开花)”、“盖闻春兰早芳,实忌鸣鴂;秋菊晚秀,无惮繁霜”、“蕙花已老桃叶长”、“蝶舞莺歌喜岁芳,柳丝袅袅蕙带长”、“澹荡依朱萼,飖飏带玉沟”、“光风摇动兰英紫,淑气依迟柳色青”、“(春天)水荡漾兮碧色,兰葳蕤兮红芳”之类充分展示着兰花植物特性的古兰描写,和泽兰论的论据“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李时珍等人解读为手持泽兰枝叶)祓除不祥”两相比较,谁更具有证明古兰是何种植物的科学性呢?我想文化问题也不是名人手中的面团,他不仅有文献依据可查,重要的是有社会公认性。
三、上巳节的其他传说
关于上巳节,民间杂说还有一些无根无据的传说,那是不足为凭的。例如东晋道士葛洪编撰的《西京杂记》“戚夫人”(刘邦的爱妃)一条记载说:“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七《博物》还辑录了《续齐谐记》记载的一段故事,其中有西晋文学家束皙与晋武帝的一段对话:尚书郎束皙进曰:“……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见金人自渊而出,奉水心剑曰,今君制有西夏,乃秦霸诸侯。……”
如果把“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用来论证上巳节始于秦昭王,那就更加荒唐了。做学术考证,不可盲目引用此类资料。
此外,历史上,还有人把上巳节的源头认定为《论语》公西华回答孔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那段设想。历史十分巧合,这个说法也和薛汉“郑国之俗”的解读一并出自于刘昭给《后汉书·礼仪上》“永平二年上巳日活动”的记述所作之注说“蔡邕曰:《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滨,盖出於此。” 48
但查《全汉文》六十三卷,蔡邕参与续写的《东观汉纪》,以及后人编辑的《蔡中郎集》均不见蔡邕有相关言论,因此,刘昭此说比薛汉的“上巳节”之说还要难查真假。
现在,我们姑且承认蔡邕确有此说,来考察所谓的蔡邕之说能不能证明上巳节来源于孔子的学生曾子“浴乎沂”的“历史”。
从刘昭注引的蔡邕言论中,我们只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上巳节不是产生在先秦,而是在东汉。
第二,上巳节只是受曾皙设想的启示而来,但是曾皙设想的是“暮春”“浴乎沂”,虽然符合“上巳节”的时间,但曾皙的仅仅是设想,何以就被后人认定为实有其事了呢?而且上巳节解读祓除就是一个人带几个童子在河里洗洗澡,然后到山上吹吹风吗?笔者上文收集了那么多先秦祓除的文献记载,都没有发现类似记述。
第三,蔡邕之说也只是一种个人猜想。据刘昭注,蔡邕的原句是“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滨,盖出於此”,一个“盖”字,这就非常明白地告诉后人:东汉上巳节在水边祓禊的活动大概是受曾皙(孔子学生)“浴乎沂”的设想而产生的。然而,现在不少文献却是言之凿凿地说上巳节始于孔子。这种随意发挥不可用于历史考据。
四、上巳节起源于曾子“浴乎沂”说的考察
为了再次证明学术考证不可盲目引用那些没有历史依据的古代经学家的解说,随意发挥,穿凿附会,现把《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原文和分析列之于后,让
读者有个更明晰的认识:
《论语》原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49
从原文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众弟子的志向都是可嘉的,只是子路其言不让(说话不谦虚),孔子笑了他一下。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志向都是以礼治国的,只有曾皙没有直接说自己的理想是什么,而是用形象的活动设想来表达。然而,却有汉代学者和薛汉一样受神学思想的影响把曾皙的理想解释为“穿上祭服,自己担任祭祀中的神尸,行禊于沂水边,然后在舞雩台上祈雨,歌咏而馈祭神明”之类的活动。50
如果说曾皙的理想是求雨祭神灵之类,那么公西华的志向“宗庙、会同为小相”,也是为天子或诸侯王祭祀祖宗神灵或诸侯会盟之类的大事尽心,孔子为什么没有对公西华的志向喟然感叹“吾与赤也”,却感叹“吾与点也”?笔者以为,曾皙设想的太平世界的理想蓝图感染了孔子,也暗合了孔子此时需要宁静的心境,这才是孔子喟然感叹“吾与点也”的真正原因。现行大中专语文教材,关于这幅《暮春图》通行的解说大致如次:
⑴“全文突出了儒家的礼乐治国的理想。……这篇文字所表达的孔子的政治态度比较消极, 有人认为这不是儒家的思想, 而是道家的思想” 51。
⑵孔子“同时肯定两种对立的态度, 正表现了孔子对自己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内心悲哀”,“他对曾皙出世思想的赞许, 正是孔子这种悲哀心理的反映”52。
⑶曾皙“并没有从正面谈论自己治国才干, 而是着意描绘一幅理想的社会图象:人们丰衣足食, 和平恬静, 风清俗美, 知礼好乐, 他自己就是生活其中的一员。当即博得孔子击节赞赏。曾皙理想的生活图景符合孔子的感情和愿望, 反映了孔子‘为国以礼’的政治主张”53。
⑷“全文突出了儒家以礼乐治国的理想”,“末尾曾皙的一段话, 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一幅阳光和煦, 春回大地, 一群性格活泼的青年载歌载舞的游春图”。54
⑸曾皙用形象的语言,委婉地表达了他的理想。那是一个风清俗美、和平宁静的社会环境,表达了孔子以礼乐治国的崇高境界,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淡泊宁静的心态。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孔子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得到了孔子的充分肯定。孔子是一位有着强烈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的人。他在担任鲁国大司寇时,推行礼治,施以仁政,使鲁国大治。可惜的是鲁国国君受人离间,很快就疏远了孔子,他的政治主张——“礼”“仁”也就成了一颗划过天空的流星,转瞬即逝。那么曾皙为什么如此暗合孔子的心意呢?在《论语》一书中,关于曾皙的记载并不多,倒是对他的儿子曾参的记载远远超过了父亲(他们父子都是孔子的学生)。曾参对后人影响很大,以孝著称,写过《大学》,被尊称为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著名观点就出自他之口。曾子像他父亲一样,一生不做官,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从曾子的立身行事上,我们可以窥见其父曾皙的为人处世原则。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曾皙的这段话,表达了隐士的生活景象,可能隐约触动了孔子周游列国屡遭失败、心力交瘁而想过平静无为生活的想法。总之,曾皙的话不仅是显己志,也是对孔子心灵的折射。55
从以上五种解说可以看出,现行的高校和高中的教科书没有赞同曾皙祭祀说的。把曾皙在孔子面前谈的理想作为古代“祓除衅浴”的依据,只能够是一种主观臆测。
再者,曾皙的回答仅仅是对未来追求的设想,何以在后世专家的眼里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的“祓除”了呢?!如此论证,真不知道该怎么评论才好了。
关于上巳节比较可靠的解说,这里摘录古汉语研究权威王力先生主编,马汉麟执笔,姜亮夫、叶圣陶等审订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文献于后:
上巳原定为三月上旬的一个巳日(所以叫上巳),旧俗以此日临水祓除不祥,叫做修禊。但是自曹魏以后,把节日固定为三月三日。后来演变成了水边宴饮、郊外游春的节日。56
这个解释虽然也提到了“临水祓除不祥”,但没有确定上巳节的形成时间,只是肯定地说“自曹魏以后,把节日固定为三月三日。后来演变成了水边宴饮、郊外游春的节日。”这个专家解读,就明确地把“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曾皙沂水袚除,舞雩台上祈雨”之类说法排除了。
附注:
1.观:游玩,包含外出、寻爱、玩耍等含义。如《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东乡:东向,面朝东方之义)躬桑。禁妇女毋观”之“观”。
2.毛诗、鲁诗和齐诗的解释,均引自清人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转引自刘毓庆,郭万金《汉代三家诗的命运变迁》,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1期,2010年2月。“毛诗序”和“郑国之俗”一段,还可分别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的朱熹作传的《诗经》第112页和113页。
3/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1652页和1653页,缩印本425页,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另,《东方艺术》2002年02期张平《民歌与野合》写到:唐代孔颖达编撰的《五经正义》中记载“郑国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
4.(清)陈寿祺撰,曹建墩点校,《五经异义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参见(汉)杨雄《法言义疏》吾子卷第一;或《乐记》孔颖达疏;王国维《古雅》等著述保存的引述内容。可参刘玉娥,邵长河《溱洧与郑风-----〈郑风〉多为情歌的原因探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38卷第2期,第42页。
5.(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郑风·溱洧”,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月。
6.转引自王利器撰,《新编诸子集成·新语校注》,第22页,中华书局,1986年8月第一版。
7.(仅)司马彪著,(梁)刘昭注《后汉书·礼仪志》第3111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9.(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精装影印版,卷四十六《序下》李善为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所作之注,中华书局1977年1月。
10.(刘宋)范晔撰,李贤注释《后汉书·袁绍传》第2382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1. 朱熹著,赵长征校,《诗集传》诗卷第四之“溱洧”,中华书局,2011年1月。参见李山主编,《诗集传名物钞音释纂辑·诗经疑问》159页,16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12.徐正英,陈昭颖撰,《“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中国诗经学会,河北师大合办《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四辑第137页,学苑出版社,2013年11月。
13.(刘宋)范晔等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原卷3108页,缩印本803页,中华书局,1997,11,1。
14.(唐)房玄龄撰,《晋书》原卷671页,缩印本181页,中华书局,1997,11,1。
1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原卷367页,缩印本112页,中华书局,1997,11,1。
16.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李学勤主编,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周礼疏注》第8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
17.(刘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原卷2573页,缩印本668页,中华书局,1997,11,1。
18.刘毓庆著,《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之目录,中华书局,2005年01月。
19.杨树达著,《汉书补注补证》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2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李学勤主编,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周礼疏注》卷二十六“媒氏”361-3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
21.王文锦译解,中华书局2013年7重印《礼记译解》,《月令》“仲春之月”至“孟夏之月”三个月之月令的原文,有删节,未录译解内容
2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李学勤主编,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周礼疏注》卷二十六“女巫”6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
23.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103页,中华书局,2010年6月。
24.(汉)班固撰,《汉书》第4030页,中华书局,2014年3月。
25.(唐)房玄龄注,刘绩增注,《管子·小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
26/27.王守谦等译注,《左传》第1279页,第141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
28.(战国)荀子著,方勇,李波译注,《荀子》245页,中华书局,2011年3月。
29.(秦)吕不韦著,陆久译注,《吕氏春秋》上册417页,中华书局2011年10月。
30.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276页,中华书局,2010年6月。
31/32/33/34.分别见(汉)司马迁著,《史记》第20页,87页,103页,199页,中华书局,2006年6月。
3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1652页和1653页,缩印本425页,中华书局,1997,11,1。另,《东方艺术》2002年02期张平《民歌与野合》写到:唐代孔颖达编撰的《五经正义》中记载“郑国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
36.《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02期,吴厚炎《兰燔而不灭其馨——再论兰(菊科佩兰)之非兰科兰花》。
37.钱玉趾著《诗经的情色婚恋诗》,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38.2014年5月9日《郑州晚报》,杨建敏《滚磨成亲磨合沟》。新密开旸山相传是人祖伏羲女娲炼石补天、滚磨成亲的地方。
39.《礼记·月令》说“季春之月……妇女毋观……”。
40.李学勤著,《东周与秦代文明》第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7。李学勤,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铭文、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2013年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
41.谶纬,是中国古代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被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人称为“内学”,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
42.(刘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原卷2573页,缩印本668页,中华书局,1997,11,1。
4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176页,132页,中华书局,1958年第一版,2009,10,第三版。
44.刘毓庆,郭万金《汉代三家诗的命运变迁》,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1期,2010年2月。
45.常建华著,《岁时节日里的中国》之《上巳》,中华书局,2006年6月。
46.傅京亮著,《中国香文化》第一章《香文化史》第10页,齐鲁书社,2008年1月。
47.《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02期,吴厚炎《兰燔而不灭其馨——再论兰(菊科佩兰)之非兰科兰花》。
48.《后汉书·礼仪志上》“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东流水上”,南梁刘昭注释说:“蔡邕曰:《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滨,盖出於此。”见(刘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原卷3108页,缩印本803页,中华书局,1997,11,1。
49.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117页,中华书局,1958年第一版,2009,10,第三版。
50.(日本)西冈弘.“论语”浴乎沂风乎舞雩之章[J].国学院杂志,1975,(11) 。(台湾大学)林义正《孔子晚年心志蠡测——并为〈莫春篇〉作一新解》,载《周易研究》2003年第1期。
51.《中国历代散文选》上册第116 页, 北京出版社1980 年版。
52.《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选读》上册第89页, 语文出版社1985年版。
53.《历代名篇选读》上册第93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4.《中国古代文学千题解》第29页, 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
55.北京大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程翔《〈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赏析》,《中学语文教学》2003年09期。
56.王力主编,马汉麟执笔,姜亮夫、叶圣陶审订,《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词条“上巳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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