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丨断头台上的女人

作者:大家 / 公众号:ipress 发布时间:2018-12-24



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是从1789年7月14日开始的,但人们往往把时间后推到“九三年”。当然,恐怖主要是指断头台,只是1789年断头台还没问世。那时只有路灯杆。把贵族高高地吊上去,或许还让他摔下来。这是民间私刑。
1792年4月25日,断头台第一次启用(据马迪厄),受刑者是一名刑事犯。到了1793年春夏,雅各宾派全面当政。这一年,不仅因为后来雨果的同名小说而著名,更因为“革命广场”的断头台而著名。
断头台已经成为专政工具,和它连线的是不断输送人头的革命法庭。从九三年下半年到九四年罗伯斯庇尔死亡,偌大巴黎,工作最忙的就是这个断头台了。
这是数字:“新五月之起首二十二日,杀三百八十一人”。这仅仅是一天的工作量。往前溯,“共和二年新二月杀的是一百十六人,新三月杀一百五十五人;新四月杀三百五十四人,……自从颁行新例四十七日之内,就杀了一千三百六十六人。”那个掌管断头台的刽子手叫桑松,他手上的人头就有两千六百二十五个。[1]
这里共和二年新二月,即1793年10月22日至11月22日。余类推。
九三年,人头滚滚落地,不妨从1月21日路易十六开始。
虽然共和已在1792年9月22日宣布,但还缺乏君主头颅的祭旗。可以参照的是1649年的英伦,共和也是用查理一世的脑袋祭刀。早先,围绕君主制产生过一种带有神学性质的政治理论,即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之体”,一个是“政治之体”。前者可以朽坏,后者则永恒。在这里,永恒的不是君主人本身,而是君主所由代表的君主制。无论查理一世还是路易十六,他们必须死,因为共和必须踩着君主的头颅登场。那两颗带血的头颅具有象征性。被斩掉的不仅是君主肉体,而是由它所表征的“政治之体”:君主制。

所以,路易十六蒙难之后,马拉不但高兴,而且放心:“暴君的头颅,已经在法律的利刃下落地;这一击,已经完全推翻了王权在我们之中最后的根基。现在,我终于相信共和了。”[2]。
法兰西迎来共和不假,但续集中,却是恐怖和灾难。断头台上那闪着寒光的刀锋,在切了路易十六的头之后,还有什么脑袋有豁免权?这个断头台不仅吞噬君王,也吞噬革命者。同样,它不仅吞噬男人,也吞噬女人。
可以比较的是,英国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涉及民众,更基本不涉及女性。法国革命是社会革命,男女民众大量卷入。正如盛赞这场大革命的米什莱所说:“男人攻占了巴士底狱,但女人却抓住了国王”。[3]所以,只要卷入政治,男女平等,都有上断头台的“福利”。
这里不妨述略九三年下半年被推上断头台的几位女性。

1
第一位是来自诺曼底地区的夏洛蒂·科黛。科黛1768年7月27日生,1793年7月17日上断头台,时年25岁,因为刺杀马拉而汗青留名。
一个女孩为什么要当刺客?而且,她并非不知其后果。


夏洛蒂·科黛被处决前的画像,Arturo Michelena,1889
19世纪的米涅是一位自由主义左翼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持认同态度。他在1823年的《法国革命史》中保留了这位少女在革命法庭答辩的几句话:
问: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
答:为了平息法国的暴乱。
问: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
答:从5月31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
问: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答: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她接着大声说: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4]
米涅笔下的科黛是“勇敢美丽的少女”;那么马拉在米涅心目中是什么形象,也就可想而知。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中,马拉却是最受巴黎底层拥戴的政治领袖,号称“人民之友”。他死后,人们还在广场上呼唤着他的名字。很多民众团体都安放着他的半身像。他的灵柩后来进了“先贤祠”(当然雅各宾失势后又被迁出)。雅各宾派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现场创作的《马拉之死》,更是让马拉彪炳留芳。


雅克·路易·大卫名作《马拉之死》 (1793)
在人物评价上,科黛和马拉必须相反。马拉若伟大,科黛之罪百死莫赎;若赞扬科黛勇敢,马拉就必须是邪恶的。
这里没有事实判断,只有价值判断。科黛杀人之罪,无须争议;但,是杀得好还是杀得糟,取决于判断者自身的价值观。
以上科黛提到的“5月31日”是当时主政的吉伦特派蒙难日。吉派原先也属于雅各宾,但先是被雅各宾驱逐,这次则是被雅各宾夺权。其中起推手作用的便是马拉。马拉成了吉伦特派的仇敌。
科黛虽然出身一般贵族,但那个时代的阅读流行病造就了她(也造就了下面将要述及的另两位女性)。她们一是读普鲁塔克,二是读卢梭。前者让人产生英雄主义,后者让时人也包括她们堕入政治浪漫主义——认同和支持根本不合法兰西历史传统而且她们自己也不懂的“共和主义”。
1791年君主立宪之后,是吉伦特派继续革命,盲目推进“共和政治”。这一轮政治革命率先由吉派主导而非雅派,这是法国大革命中政治浪漫主义的最重要的表征。因为只有共和(而非君主)才能真正实现卢梭的“人民主权”。马拉就是一个狂热的人民主权论者。在“政治正确”上,马拉是无可非议的。
科黛自认共和派,为了吉伦特的共和,要向吉派的首敌马拉行刺。自5月31日之后,吉派首领大部被拘,剩下的逃出巴黎,会集在诺曼底的卡昂,打算召集兵力进攻巴黎。但在检阅队伍时人数寥寥无几,无法向巴黎进军。这局面反而激发了一个女孩子的勇气——普鲁塔克笔下的希腊罗马英雄激励着科黛只身前往。
荒诞的是,马拉其实比科黛更“共和”。吉派的共和只是推翻君主后的“精英共和”,马拉和雅各宾要的是卢梭意义上的“民主共和”。但,吉伦特和雅各宾,它们自己就不能共和,互相残杀:这正是法兰西共和无以避免的吊诡(这种情形在后来的历史上也一再发生)。
但这不妨碍科黛独自上路,临行前给父亲留下一份道歉性质的告别信。
到了巴黎,她先见了一位吉伦特派的议员,建议他迅速离开巴黎。可是那位议员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议员岗位。科黛知道自己行刺后,他必然被累及,因而几乎是哭着央求他在明晚之前必要逃走。那位议员不为所动,当然他也不知科黛此行目的。结果科黛行刺后,他果然束手被执,后来随前期被捕的吉派首领一道上了断头台。
7月13日,科黛购买一把普通的厨房用刀,去拜访马拉。声称有关于吉伦特的情况报告,马拉让其进了门。马拉是一个严重的皮肤病患者,浑身长疮。此时正浸泡在注满药水的木桶中,这方便了科黛。当马拉说这些吉伦特派过不了几天就要上断头台时,科黛动手了。她并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一刀下去,正中心脏。一个裸体小个男人就这样横尸浴缸。行刺成功,科黛并未离开,只是平静地站在一边。随后赶到的民众几乎要撕碎了她。


保罗·雅克·艾梅·博德里笔下的charlotte corday,1860
7月17日,是她上断头台的日子,她的表现依然很平静。“临刑前她一直带着微笑。刽子手高举起她的头颅,向人群展示。不仅如此,大概是出于对马拉的崇敬之情,刽子手还狠狠扇了这个头颅一记耳光。据说,科黛两边的脸,无论是挨过耳光一边还是没挨过耳光一边,都变红了。”[5]
在雅各宾史学家眼中,科黛自然是阴险而又邪恶。但在认同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史学那里(比如上文提到的米涅),却能看到对科黛的赞美。如果放在保守主义史学那里,科黛不论,马拉就是一个恶魔。历史人物的评价向来因立场不同而大相径庭。但,无论马拉其人是否真是一个“恶魔”,科黛的行为都并不值得。改变世界,从不能靠杀人解决问题,而无视背后的制度。
法兰西正常社会的恢复,要到拿破仑终止法国大革命之后,更要到路易十八复辟之后。复辟乃由英伦主导,复辟后的君主制已不复是君主专制而是君主立宪。这正是一百多年前英伦的道路。

2
1793年10月16日,是路易十六的妻子、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生于1755年11月2日)上断头台的日子。


玛丽·安托瓦内特之死。(anonymous, 1793)
安托瓦内特不是法兰西人,是奥地利人。她与路易十六成婚,是典型的政治婚姻,目的是“和亲”。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嫁到法兰西后,因为生活奢侈,遭到巴黎人普遍痛恨。又因被指为私行欠佳,更受到巴黎人的唾骂。
还是在法国革命前,安托瓦内特就成为巴黎地下色情小册子和春宫画(漫画或版画)的要角。她去世那一年,情势更甚。流传的版画中不仅仅是正常的情爱,更有滥交的场面。在巴黎民众和革命者那里,这女人已被妖魔化为一个糜烂的“子宫热”。不仅淫荡,而且乱伦。这是影射她的句子:“这里躺着荡妇曼侬/她在妈妈的肚子里/就知道什么姿势更好/即使是跟她老子”。[6]
在这里,真正下流的并非安托瓦内特,而是那些猥琐的写画人。
她被送上断头台是注定的,罪名和她丈夫一样:叛国罪。这个罪名也曾被扣在当年查理一世的头上(这如同说一个君主自己叛逆自己)。如果国王双身,政治之身与自然之身二位一体,因而非死不可;那么路易十六已经临刑,安托瓦内特只是一个寡妇,必也非死不可吗?
整个巴黎都不会放过这个女人。人们对她这个外国人的痛恨,甚至超过了路易十六(其实人们并不恨路易)。多年来,毒化的舆论,早已把她杀死,断头台不过是补刀。
然而对安托瓦内特来说,丈夫已去,儿子被劫走,生无可恋,死亡并不能成为威胁。然而,临死前那场审判,还要从身心两面摧垮她。

由于长期关押和折磨,安特瓦内特身体持续出血。两天的审讯,第一天15小时,第二天12小时。打的就是疲劳战。王后是用不屈的尊严支撑着自己,也透支着自己。然而比身体出血更可怕的是心灵出血。她的不到九岁的儿子在关押其间被强行带走交给一个叫西蒙的鞋匠,说是要用无套裤汉的方式培养小王储成人。结果一天发现小王储手淫。西蒙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当时的副检察官埃贝尔。此人是科德利埃俱乐部主要成员,主办当时影响很大的《杜歇老爹报》。在埃贝尔的审讯下,小王子声称是他母亲和姑姑所教。她们经常让他睡在她们两人中间,以这种方式取乐。
埃贝尔以小王子的签字在法庭上指控安托瓦内特。这样的打击对王后来讲是致命的。这是来自儿子的指控,史传未有。
安托瓦内特是女人,对她的审讯自然引来大批妇女旁听。据当时的《箴言报》,面对指控,安托瓦内特一言不发,神情轻蔑而又漠然。同样,旁听的女子也一反往日的喧闹,沉默静场。埃贝尔遂把此事往政治上引:“大家可以设想,这一罪恶的享受并非由娱乐的需求所决定,而是有其政治目的,想在肉体上使这孩子神经麻木。原来卡佩的遗孀是希望,等她儿子一旦登上宝座,她就可以通过这种阴谋诡计,有权力控制她儿子的行动方式。”[7]
陪审团里有人要求庭长让王后回答,王后这才张口:“我之所以没有回答,因为人之天性让我拒绝对这样一种针对母亲的控诉作任何回答,我在这里向在场的所有母亲求助。”(同前718页)
在场的女人依旧沉默,但也分明意识到,这样侮辱一个女人是在侮辱整个女性群体。埃贝尔没有达到目的,指控不了了之。非但如此,此举反而使不少人同情安托瓦内特。据说,罗伯斯庇尔对此非常恼怒,认为埃贝尔太愚蠢,白白让安托瓦内特加分。
生命还剩下最后几个小时,安托瓦内特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写信。她写给自己的小姑子、路易十六的妹妹伊丽莎白公主。在那个匪夷所思的指控中,除了自己,还有小王子的姑姑。她要替儿子向伊丽莎白道歉,并请求她的宽恕,同时她也表示宽恕一切加害她的人。她信中设想小王子还会活下去,希望他长大后永远不要想到为父母的死亡复仇。
只是,和她一样身陷囹圄的伊丽莎白公主并没有读到这封信。她自己后来也上了断头台。那位号为路易十七的小王子亦于1795年莫名死去。至于这封信被一位国民公会的议员截留,它在安托瓦内特死去十几年后被送到路易十八手里。
临刑之前,囚室内的安托瓦内特需要换一身衣服,因为连续出血,衣裤尽染,她要干干净净上路。她请求看守她的卫兵回避。卫兵受命并不理会。她只好蹲在床和墙壁的夹档里更衣。好在监狱管理人的女仆这时挡在她和守卫之间。
行刑路上,一身白衣的安托瓦内特给路人的感觉是高贵而漠然。那位画出“马拉之死”的大卫也在街角咖啡馆为她留下了最后的肖像。


雅克·路易·大卫笔下临刑前的玛丽·安托瓦内特
虚弱的王后自己登上断头台,一言不发。刽子手桑松从背后抓住她把她推到木板上,刀片旋即而落。桑松高举起滴血的头颅,广场四周高呼“共和国万岁”。
《杜歇老爹报》的埃贝尔也在现场。此人办报走无套裤汉路线,语言亦如无套裤汉一般粗鄙(因而该报最为畅销)。王后之死,用他自己的话说,恨不得把王后剁成肉酱做成馅饼:
“我看见那个否决权娘儿们的脑袋掉进口袋之中,这只母老虎坐在这辆装着三十六根棍子的车里穿过巴黎的时候,他妈的,我真想描写一下无套裤党人的欢欣鼓舞,……她那该死的脑袋终于和她那婊子脖子分家,共和国万岁的喊声不断,真见鬼,弄得空气里雷声隆隆。”
几个月后,果真见鬼。埃贝尔也上了断头台,坐的也是安托瓦内特坐过的那辆车。只是和安托瓦内特相比,他因为惧怕生死而丑态百出(同前746页)。

3
这次走向断头台的是一位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者,奥兰普·德古热(1748年5月7日-1793-11月3日)。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启蒙主义的影响。


Olympe de Gouges
这位女子是一名伯爵和已婚少妇的私生女。父亲扬长而去后,德古热跟母亲生活在一起。17岁出嫁,丈夫出走后,她只身从法国南部来到巴黎。由于她同时具备漂亮与聪明这两个优点,因此在巴黎生活得有声有色,出入具有自由思想的沙龙,喜欢去国家剧院去看戏,造访女伶,甚至结识路易十六的堂兄弟、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
生父去世那年,她出版了自传性质的《瓦尔芒女士回忆录》。受启蒙时代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她又写出了同情殖民地黑奴的剧本《黑奴制度》。大革命爆发后,这部剧还在国家剧院上演。
1791年9月3日,一份君主立宪制的宪法由国民会议推出。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该宪法的前言就是《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但,这里的人权和公民权主要是针对男人而言,宪法里的公民投票权也没有女人的份。启蒙运动以来,女性也受到启蒙理性的召唤;大革命发生后女性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789年10月上旬,是妇女去凡尔赛宫请愿,等于是把国王一家押回了巴黎。但尽管如此,女人的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相对于男人始终并不平等。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不是没有女作者,而是不允许有女作者。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不仅男女不平等,就是博爱也是把女人排除在外,它指的是男人之间的兄弟爱。
因此,宪法甫出,奥兰普·德古热针对《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写出了“妇女与公民权利宣言”,为女性政治权利呼吁,一份寄给国民议会,一份寄给当时还是王后的安托瓦内特。另外,她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号召女人“在哲学的大旗下联合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
当时确实也有不少女性热衷公共领域,在巴黎成立了各种女性政治俱乐部。但,男人,不管是保守派,还是吉伦特派,抑或雅各宾,对女人参政,却高度一致地否定。1793年秋,国民公会代表艾玛就妇女参政发言:
“妇女自然命定的天职与社会的总秩序息息相关;这个秩序源自男女天生的不同。每一性都有天赋适合的职分……一般而言,女人则缺乏高深思想即严肃思考的能力。如果说古时候的女人即因天生的胆小怯懦,无法出门抛头露面;那么时至今日的法兰西共和政体,难道就愿意看见她们登堂上台、开会演讲跟男人一样参与政治吗”。[8]
最后议定的结果是,女人应该回家,所有的妇女团体均违法。
奥兰普·德古热为此饱受诟病,人们指责她是首创妇女团体的第一人,弃家庭不管,在公告场合鬼混。她被形容为又老又丑的女人,早已头发灰白,没有男人追捧,只好靠文字谋生。
对身边发生的一切,奥兰普并不理会。在政治上她是共和派,认同吉伦特,反对雅各宾,尤其反对罗伯斯庇尔,反对他的滥杀和恐怖,当然也反对对路易十六的处死。1793年7月某日,她写了一条标语让人张贴上墙:“一个风中旅人的三个投票箱,祖国的福祉”。这三个投票箱分别是指三种制度:共和主义制度,联邦主义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
并不清楚德古热自己是如何思考的,但在雅各宾执政之下,提倡君主制是死罪,被指为联邦主义的吉伦特也身陷囹圄,此时再讨论君主立宪和联邦主义,那直接就是在反雅各宾。7月25日,她同另一人在城墙上张贴标语时被抓现行,送入监牢后,德古热用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条款为自己辩护——当然这并没奏效。
11月2日,革命法庭对她发起控诉,没有任何意外地,她被判处死刑。

次日出门前,德古热最后一次照镜子:“上天保佑,我的容颜未改,没有丢脸。”到了断头台上,“她没有反抗,任由别人拖到木板上,身躯被塞进机器,露出的头颈由一个半月形的木质护圈固定。远处塔楼的时钟敲了四下。刽子手桑松扳动操纵杆,不到一秒钟,斩首机呼啸一声落下,奥兰普的头颅滚落在一个准备好的筐里。人群中爆出一阵呼喊:‘共和国万岁!’掌声响亮,群情欣悦,几顶礼帽被抛向空中。”[9]
这是11月3日。

4
11月10日,一位更加著名的女士也走上了断头台,她就是罗兰夫人。
罗兰夫人的著名是因为她在断头台上那句广为人知的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罗兰夫人所以出言如此,是因为她看到了断头台边的自由女神塑像。
断头台所在的广场原为路易十五广场,广场上竖立了一座国王骑马的雕像。法国大革命期间,广场改名“革命广场”。路易十五的塑像被推翻,代之以一座自由女神手持宝剑的坐像。罗伯斯庇尔死后,断头台被移出广场。督政府期间,该广场改名为协和广场。今天,它早已成为游览巴黎的一座名胜。
此前就罗兰夫人写过《一个把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女人》,这里不再赘言。

5


电影剧照:杜芭丽夫人之死
1793年下半年到1794年,送上断头台的女人当然不止以上几位。
12月8日,路易十五的旧情人杜芭丽夫人被送上断头台。
紧接着是八位修女死于断头台。当然死于断头台的还有娼妓。
1794年5月,路易十六的妹妹伊丽莎白公主同样上了断头台。
九三年以来的断头台应该是巴黎劳动模范,它比夜间睡觉都睁眼的罗伯斯庇尔还勤奋。监狱里人满为患的囚犯对上断头台已经不以为恐了,围观者更是习以为常。当时有外国人看到上断头台的人大都那么从容(其实是麻木),感到十分惊恐。
断头台的历史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如同标配,断头台边喝彩的声音总是“共和国万岁”。从君主立宪到共和,法国大革命一路偏斜,日益变成“魔鬼的事业”(迈斯特语)。雅各宾诚然是短命的,雅各宾的幽灵却从未随雅各宾的短命而命短。在世界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中,人类目睹了第二代雅各宾和第三代雅各宾的诞生。
注:
[1] 马德楞《法国大革命史》24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2] 转引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64页,商务印书馆2008
[3] 转引露丝·斯科尔《罗比斯比尔和法国大革命》120页,商务印书馆2015
[4] 米涅《法国革命史》203页注释2,商务印书馆2008
[5] 露丝·斯科尔《罗比斯比尔和法国大革命》329-330页,商务印书馆2015
[6]转引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124页,商务印书馆2008
[7] 转引茨威格《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传》网络下载版7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8]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130页,商务印书馆2008
[9] 曼弗雷德·盖尔《启蒙 一个欧洲项目》20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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