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儿时的记忆(上)——孔雀不跳舞/文 《岁月如歌》生在1949

作者:知青文化 / 公众号:chinazhiqing 发布时间:2019-01-13




一、红苹果砸醒了我
说起来你也许不相信,我人生的最初记忆竟是一只砸在我身上的红苹果。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在“咣当当、咣当当”的节奏里,我美美的睡着。突然被什么砸了一下,虽然不疼,可还是醒了,只见一个圆圆红红的东西就在眼前。我哇哇大哭起来,直到妈妈抱起我哄了又哄。后来,我知道了砸醒我的是一个红苹果。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跑去向父母求证,他们说:“事儿倒是真的,但当时你那么小,是根本不可能记得的。”
原来,1950年11月,我们全家6口人乘火车迁往北京。那时候我只有一岁四个月。天很冷,旧式的车厢没有供暖,我被厚厚的棉被包裹着,躺在摇篮里睡觉,摇篮就摆在父母对面的座位上。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搬家时妈妈特意带了一筐。半路上,爸爸从行李架上拿苹果分给三个哥哥吃。四岁的小哥哥坐在我的摇篮边,一个没接住,苹果掉在了我身上。其实我穿着棉衣,又裹着厚厚的棉被,根本不会疼,可我却没完没了地哭,最后还是妈妈用小刀削了薄薄的苹果片才堵住了我的嘴。每每说起这事儿,爸爸妈妈都说我“太矫情”。他们坚持认为,一岁多点的小孩儿是不可能记事的,也许我是听别人讲起当年的事情,才误以为是自己的记忆。我不服气,但又驳不倒他们,这事儿就成了“无头公案”。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死了二十多万人,成为20世纪死难人数最多的事件之一。当时,北京震感非常强烈,也倒了不少平房。我家的后山墙塌了一半,没法住人。幸亏当时爸爸所在的解放军二炮机关发了些木料,我们全家就在附近的护城河边(也就是现在的西二环地铁线上)搭起了地震棚。材料不够,爸爸利用地上的一根大水泥管子,清理干净后在里面放块床板,两边搭上布帘,就成了个“钢筋水泥小屋”。我和儿子住在那里,是再安全不过了。当时我儿子朱明只有一岁零两个多月,长大后他却能清楚地记得地震棚的样子,记得那根粗粗的大水泥管。哈!这下我终于有了可以驳倒父母的佐证,谁说一岁多的孩子不记事?
有了孙子后,他总缠着我要我给他讲故事。肚子里装的故事倒得差不多了,我就讲起了自己的这个故事。儿子在旁边听了,调侃说:“第一个苹果砸出了天才的牛顿,第二个苹果砸出了天才的乔布斯,没想到,还有第三个苹果砸出了天才的老娘!”
他老娘万万不敢和牛顿、乔布斯相提并论,也根本算不上什么天才,但被红苹果砸中了却是事实,起码是我有这份运气呀!
二、北京的第一个家
刚到北京,举目无亲。经人介绍,我们落脚在西城一个叫洪茂沟的地方。这是个大杂院,住着好多户邻居。爸爸经常出差,全靠妈妈操持着这个家。记得附近有一个小小的鱼市场,妈妈花上很少的钱就能买回一盆小鲫鱼,收拾净了装满一锅,放上大半瓶醋,加足各种调料,在煤炉上小火焖一宿,香喷喷的酥鱼就够我们吃上好几顿。或者是买回一些小黄花、小河虾、小带鱼,撒点儿盐爆腌一下,用油炸了,那都是餐桌上的美味。爸妈还常用胶东口音说:“臭鱼烂虾,下饭的缘家!”至今我依然酷爱吃小海鲜,和那时养成的饮食习惯不无关系。
1952年的新年前夜,妈妈又为我们生了个妹妹,全家其乐融融。
爸爸很花心思地给孩子们取名字。我上边三个男孩,分别叫成英、成杰、成君,摆明了是希望他们能成为英雄,成为人杰,成为君子。由于儿子多了,爸爸盼望能有个闺女,我的出生让他如愿以偿,喜出望外。爸爸把字典翻了又翻,给我取了“异娟”这个名字,意思是希望我能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孩儿。妹妹的名字叫异姬,是祝愿她能有蔡文姬那样的学识。别人都夸赞爸爸取名字有学问,他听了很高兴,索性把妈妈的名字也给改了。妈妈原名徐瑞莲,爸爸为她改名叫徐向荣。爸爸说:“这个名字好啊!有个大元帅叫徐向前,这3个字的意思是稳步地向前进。结果他打了无数的胜仗,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你们妈妈叫了徐向荣,就预示着从此她和我们这个家将能平稳地走向繁荣。多好的兆头啊!”他还向我们“吹牛”说:“我的名字也是后来自己改的。姓宫、名森,字:志深,号:汇川。很棒啊!你们想想,宫禁森严,大气威严,有多少男人配得上这名字?志深,表达了我志向远大;汇川,是我胸襟广阔,能纳百川”……
三个男孩倒真是名如其人。大哥的性格外向,从小喜欢舞枪弄棒,打打杀杀;二哥相反,性格沉稳,酷爱读书,品学兼优;三哥不善言语,从小就屈己待人,颇有君子之风。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那么优秀的二哥,却在9岁那年因为喝了点生水突发高烧,当时缺医少药,妈妈好不容易找了辆平板三轮送二哥去医院,可还是太晚了,二哥被病毒性痢疾夺去了生命。妈妈平时最喜欢勤学的二哥,二哥又是死在她的怀里,最后时刻二哥还伸出小手,替妈妈擦干眼泪,笑着说了句:“妈妈别哭,我不难受”……搂着二哥慢慢变凉的身体,妈妈哭得死去活来。那些天她饭也不做,家也不管,每天就知道抱着二哥的书包哭,差点没有疯掉。幸亏爸爸极力安抚,还把二哥所有的遗物都藏了起来,我们几个也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争着给妈妈端汤送水,乖乖的不惹她生气。
没几天,爸爸就把家搬到离儿童医院不远的屯绢胡同。这样,换了环境,妈妈才在安置新家的忙碌中慢慢抚平了心灵的创伤。爸爸怕我和妹妹叫成君“三哥”或者改口叫他“二哥”都会让妈妈想起死去的成杰二哥,从此让我们只叫他“哥”。
三、曾经的屯绢胡同
屯绢胡同和洪茂沟都属于西城区。那时,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是北京的四大城区。1984年核发居民身份证时,凡是以110102开头的,那就是西城人。可惜的是,在如今的北京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屯绢胡同了。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金融街一幢幢摩天大楼的建立,它已经被夷为平地。同时消失的还有周围几十条大大小小的胡同。
据史书记载,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规划并开始修建元大都城。城内共设50个“坊”。其中“金城坊”位于都城的西南,是繁华的商业区和金融中心。元、明时期这里遍布金号、商铺,车水马龙,十分兴旺。不少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也纷纷把家安在此地,逐渐的就有了“东(城)富、西(城)贵”的说法,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如广宁伯街、武定侯胡同、石驸马大街、王爷佛堂等个性化的地名。
屯绢胡同就是当年金城坊内很普通的一条街。它在明代叫作“屯院”,为屯马察院衙署所在地,清朝时不知怎的竟被叫成了“屯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街。它的南侧是学院胡同——提学察院衙署所在地。再往南,是按院胡同——巡按察院衙署所在地。它的北侧,是广宁伯街,据说是明朝抗倭英雄广宁伯刘荣(刘江)府邸所在地。刘荣是明朝首位也是唯一一个在抗倭大捷后受爵,并且获得世袭罔替和免死铁券的将领。坐落在这条街上的广宁伯街小学,就是我孩提时代的母校。
屯绢胡同的西端,是南北走向的阜成门南顺城街和复兴门北顺城街,紧靠着老北京的西城墙,城墙外便是护城河。站在屯绢胡同西口,往南拐是一座颇有历史的“吕祖宫”,我们小时候叫它“老道庙”,时不时三五结伴悄悄溜进去,看一看大殿里宝相庄严的菩萨和那几位挽着发髻闭目打坐的道士。若是往北走上二三百米,就到了城墙的豁口,御敌的城门和吊桥早已经没有了,护城河上是一座后架的木桥,可以走汽车。过了桥就算是“城外”,在小孩子眼里,那就是好远好远的地方了。
每到春夏之交,大哥会带着我们和邻居的几个孩子,手脚并用地攀爬上高高的城墙。哇,那上面好宽、好长呀!大家高兴地眺望着,不时还高叫着:“我找着自己的家了!”“那不是儿童医院的大楼吗!”狂欢过后,男孩子们跟着大哥,一个个拨拉着草丛逮蝈蝈、捉蛐蛐,谁逮着了都要放进大哥的蝈蝈笼和蛐蛐罐里,回去后再“猜丁壳”,进行分配。我们几个女孩就采来各种各样的野花,做成大大小小的花环,每人一个戴在头上。然后再用一些细枝绿草为每个男孩也扎一个。没事干了,我就把自己不认识的植物每样采上一棵,回家问爸爸妈妈这叫什么、那叫什么。就这样,我认识了水芹菜、马齿笕、苦麻菜、野苋菜等等能吃的植物。后来三年困难时期,我这点功夫还真帮上了家里的大忙。
屯绢胡同东口连接着南北走向的太平桥大街,它往南可通向“京城第一街”——长安街。穿过对面的王爷佛堂胡同,或者是辟才胡同,就到了热闹繁华的西单大街。若再穿过灵境胡同向东,就可以看到高高的红墙灰瓦,这就是党中央、毛主席所住的中南海。可以说,这是一片有历史、有文化、有故事的土地。但是1992年的金融街大拆迁,在1700多米长、600多米宽的范围内,建起了300多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建筑群。虽然钢筋水泥构筑了亚太地区知名的金融中心,但却湮灭了数十条写满沧桑历史的胡同。功也?过也?至今人们还在争论。就我而言,倒是从心底里留恋那些胡同,因为我打4岁起在屯绢胡同生活了整整40个年头,那里留下了我人生的大半时光,留下了我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也留下了最痛苦的“文革”记忆。老北京的胡同,一砖一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离开胡同住进高楼大厦,我感觉好像永远失去了一位相交多年的好朋友。
四、巷子里的小院
我家住的屯绢胡同19号(后改为43号)并不在街面上,而是在路北一条不深的小巷里。对面是原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旧宅,后来由国家民委副主任单彤一家居住。胡同里有粮食部宿舍、水电部宿舍、电影协会宿舍、区工会宿舍等等大院。我们院儿和往东的一大片房子,原来都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宅子,后来没落了,就化整为零,分成几个院子卖掉。我们的院子是西跨院,有北房、东房、西房各三间。我家住东房,最初,都是一间屋子半间炕,爸爸把靠北那间的炕拆掉,安上张大床,作为他和妈妈的卧室,孩子们就按性别分住在其他两间。
北房西侧有个小角门,通向神秘的后院。说它神秘,是因为在我眼中,那大大的后院里,静悄悄的,听说有蛇,还有刺猬。那里不仅长着满身带刺的花椒树、会结果子的桑葚树,还有能挂“飞刀”、叫不上名字的什么树。地上是各种植物。开花的就有凤仙花、秫秸花、鸡冠花、西蕃莲、朱顶红等等;能吃的有鬼子姜、向日葵、萝卜、黄瓜、白薯等等。我一个人是不敢进去的,因为我从小就怕虫子,各种各样的虫子。只有跟着哥哥他们我才去那里玩儿。
我们最喜欢人多了聚在一起玩耍,男孩子逮蛐蛐儿、捉蚂蚱,女孩子把凤仙花捣碎了染指甲,或是摘下红红的“姑娘儿”(GUNIANER),比比谁的更大、谁揉得更软。要是女孩多了,我们还会玩“医生”的游戏:“手心手背”决定谁当医生,她会拿一块小石子当听诊器,一根小树枝当注射器,其他人排好队,挨个到医生那里看病、打针。如果我大哥在,那可就热闹了。他胆子大,能上树够桑葚、摘花椒,还敢拔萝卜、摘黄瓜,甚至刨两块白薯,捡点树枝生火烤了吃。哈!这儿真是我们快乐的天堂!当然,这都是趁大人们不在家时才敢干的事,要是被抓住了,我倒没什么,只是个小小的“胁从”,可大哥就得罚站,甚至会挨上两“屁板”。
其实,建国初期发生了许多大事,比如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4年至1956年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的“反右斗争”等等。大人们为此忙碌着,紧张着,有的甚至受到运动的冲击而痛苦着。可这一切都似乎与我们这些乐天的小孩子无关,“少年不知愁滋味”,我们只会唱着那些带政治色彩的儿歌快快乐乐地玩耍。记得那时哥哥们趴在地上“拍洋画”,纸片上画的妖魔鬼怪就被他们叫做“杜鲁门”、“蒋介石”,而帅气的英雄就是“志愿军”、“解放军”。我们女孩子在胡同里跳皮筋,唱的也都是“李承晚不要脸,光着屁股打朝鲜”;“猴皮筋,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在内”……上了学的哥哥还教会我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些,就是我这个“党的孩子”最早上的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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