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芣苢》不同阐释的背后 【天明大语文】劳动号子?多生孩子?忠贞妻子?

作者:天明书院微官网 / 公众号:tianmingschool 发布时间:2019-09-20



劳动号子?多生孩子?忠贞妻子?
《诗经·芣苢》不同阐释的背后
原文赏析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我们今天谈到《诗经》,都会说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会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诗经》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诗歌完全是一回事,其实这其中略有误会。《诗经》里的作品按照古今学者的研究,一致认为都可以配乐演唱,只是音乐特点有所不同。这样说起来,它们的性质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歌词差不多,也就和后世的乐府近似。“乐府”后来也可以用来指词和曲,原因也在这些文学体裁当时都可以演唱。
另外,《诗经》因为很早就取得了儒家经典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人们不能仅仅把它当做某种文学性文本来看待,它必须和其它经典一样名实相副地拥有超越性的永恒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被赋予许多超出原来可能的文学意蕴的政治社会方面的其它含义。
比如,公元前546年,齐国大夫庆丰出访鲁国,鲁国执政大夫叔孙豹宴请他,庆丰在宴会上表现得有失礼节,叔孙豹因此吟诵《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这是很厉害的咒骂了,没想到庆丰毫无知觉,显然不懂诗意,茫然失措,在诸侯各大夫中传为笑谈。很明显,当时的知识阶层阅读学习《诗经》,至少不是仅仅当做诗歌来欣赏的,而是要靠它在交际场合展现自己的修养和能力。
我们今天来读这首《芣苢》的时候,只觉得它是如此直白而简单,怎么看都没有什么玄机。教科书上引用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的一段描述:“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很能反映后世对这首诗的一种解读思路。
这首诗看起来实在是很朴素的,三章十二句,基本上内容一致,只改换了六次动词,要说服今天的读者说此诗运用了多少技巧实在是很困难的。因此,方玉润的看法得到了不少支持,因为他试图还原了一个充实而有画面感的生活场景,那是上古时期女性从事采集劳动时集体歌唱的情形,可谓欢声笑语,和谐自然,引起人们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想象。这一方面符合民俗学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很契合政治话语中对劳动生产神圣性的一种歌颂。
但是也有人并不认同,袁枚在《随园诗话》里就觉得这首诗并不值得后世效法,也不宜过誉,因为手法实在幼稚,有人甚至模仿《芣苢》的形式写了这样的句子:“点点蜡烛,薄言点之。剪剪蜡烛,薄言剪之”,让人忍俊不禁。袁枚的态度在许多捍卫经典的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但这也表现出到了清代,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诗经》中至少是《国风》的那些诗篇当作比较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看待了,否则袁枚也不会完全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对《芣苢》有这般批评。
如果说这首诗仅仅是一首劳动号子似的民歌,那么对它的阐释也就仅仅需要对个别字词主要是那几个动词进行解释就可以了。但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首先困扰我们的就是采集“芣苢”这种植物到底用来做什么。芣苢即车前草,一种至今非常常见的草本植物,对此古今皆无异议。
图片来源:物种日历公众号
但诗中的妇女采集车前草的目的却成了人们争论的话题,一种经典的说法认为车前草是一种让女性易于怀孕的草药,因此妇女要集体采集,目的当然是为家族多延子嗣。这本来已经很明白了,但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在考试时候关心的问题,也是古代阐释经典的人要面对的。大概为了使这首诗歌不那么浅白,西汉时期的人煞费苦心,说是因为西周早期政治清明,生活和乐,因此女人乐于有子。
是不是觉得一下子就高端起来了?还没完,西汉时期还有人提出,采集车前草并不是为了多生孩子,而是另有隐情。说是有一个宋国姑娘嫁给了蔡国的一个男子,但男子不幸染上恶疾,她的母亲就想让她改嫁。但她认为应该从一而终,并且用采集车前草的过程来类比,从起先的采集到最终用衣襟腰带等来怀抱,表示与丈夫的感情日益深笃,对方也没有主动遣返,就拒绝了母亲的提议。这种足以导致女方家想要让女儿改嫁的“恶疾”,有人认为就是可怕的麻风病,这里聊备一说。
有没有发现,这种说法其实为这首诗创设了一个更为详尽的故事背景,连主人公的出身都有了明确的说法,矛盾冲突也很明显,而故事的寓意则更加清楚地指向了女子的忠贞问题。因此,这种可能很早就产生的解释被刘向收入了《列女传》以示褒扬。而且在这种说法里,芣苢被说成是一种“臭(嗅)恶”的草,也就是具有令人不愉快的气味,以此来比喻患有恶疾的丈夫,而妻子依然不离不弃。而这六个变化了的动词,也就不仅仅意味着劳动过程的深入,也被赋予了夫妻感情逐渐加深的象征意味。
一般来说,越是有鼻子有眼的说法,形成的年代一般相对较晚,因为冲突明显的故事背景需要阐释者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构建。关于《芣苢》的这两种说法,很显然,说采集它来多生孩子的讲法应该略早于后一种。从社会思想流变的角度来看,哪怕在汉代,女子改嫁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所谓贞洁的道德观念,不过是基于儒家思想构建的理想型罢了。而且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古代的中医学,还是当代植物学,都证明了车前草既不能让女人多生孩子,也没有臭味,更不能用来治疗麻风病。换言之,这两种解释在根底上其实都站不住脚。车前草其实就是一种常见的野菜,女人们摘去当然仅仅是为了做菜吃。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解释就没有意义了呢?不能简单地这样说,我们要看到,这两种对《芣苢》的误读,恰恰呈现了一个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问题,那就是《诗经》作品经典化的问题。如果只是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仅仅是一首劳动号子一样的歌谣,对《诗经》的地位无疑太折损了些,难免获得后世如袁枚那样的讥评。因此,先贤想到要为它的创作赋予更加伦理化的意涵,无论是祈求多生孩子,还是女子忠贞不愿抛弃患病丈夫改嫁,其实都是对诗歌主旨的一次政治伦理方面的刻意拔高。这就是在试图超越诗歌字面的有限内涵,使它拥有一种更加具有永恒性的价值。这一点在我们学习《芣苢》的时候,也应该加以注意和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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